6月13日至14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及其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承办。
13日的开幕式上，重庆大学副校长、社科学部主任孟卫东教授主持开幕式，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院士等致欢迎词。随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作了1个小时的主旨演讲，后半场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和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我有幸主持莫里斯教授的演讲，我1996年认识他，这是第四次与他见面。记得第二次见面，是1997年我在留英中国经济学会当主席的时候，也请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做演讲。北京大学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同时到场，他们的主题演讲安排在14日下午。
由于林毅夫的观点与我有雷同之处，本文不对他的演讲进行评论。不过，张维迎的观点标新立异，虽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他的一些锐厉批评，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热衷，却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热度关注。
黄奇帆的政府拉动模式
黄奇帆做为市长，不仅主导政府拉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实践者。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引领风骚。在GDP增长，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等方面，展现出这个西部特大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及其迷人的山城风貌。
来自10个国家，400多位经济学家，集中在会议厅里，耐心听取黄奇帆的报告，大家就是想知道这位市长，如何继续政府引导地方经济快速而健康发展的。
黄奇帆拉开他的话闸，他脱稿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具体内容见下面附件《大公报》的文稿）。
第一， 重庆如何创新性地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他讲两个创新之处。一是产业集群化，把零部件生产与最终产品组装连成一体，使500美元的电脑，有70%的增加值留在重庆，而原来的广东只留下20%。二是，重庆承接加工贸易的离岸结算业务，使更多的增加值留在国内。
第二，开创“三个三合一”的开放体系。经过多年努力，重庆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在所有省市中，重庆是中国唯一有这个特征的地方。
第三，加快“农转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多年来，重庆已经把270万个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加上这些农民工的家属，重庆市等于吸收了400万农村户籍人口进城。一方面增加城市生产及消费能力，一方面给留在农村的人口提供更大的农业集约化生产空间。
第四，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在不减少农村农业生产用地的前提下，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土地的创新机制。农民把宅基地复垦，用复垦的土地变成地票，市区的开发商，或其它企业，通过地票交易所，用每亩大约20万元的价格取得地票，才可能在市区买到等量的土地进行开发。
第五，投融资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庆政府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考虑优先发展十个行业：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600亿产值，到2020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1万亿，需要投资6000亿。黄奇帆提出用投融资形式，以政府为主导，帮助企业融资，集中力量推动重庆新兴产业发展。
张维迎的纯市场和企业家创造一切
当我们还沉醉在黄奇帆的激情和政府拉动模式而兴奋不已的时候，14日下午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作了题为“不要误解经济理论”的演讲。他对“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表示强烈的质疑。例如，把顺差当成拉动GDP，把花钱（消费）当成拉动GDP，把砸钱（投资）当成拉动GDP，都是一种笑话。
张维迎还批评了y=(k, L)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重要缺陷，认为简单理解这个生产函数，简单理解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斯密和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不是新的就是好的，绕了半天，还是老祖宗说的更有道理。
他说，“经济发展，靠的不是政府，靠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而是企业家的创新。只有企业家，才是创造财富的动力。老的企业倒下了，新的企业崛起，不断地优胜劣汰，经济才充满活力。历史证明，什么事情，包括产业发展，创新等等，政府一插手，事情就被搞砸了。”
我如何看待张维迎的观点
我虽然很支持张维迎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也听了黄奇帆的报告。如果完全按照张维迎的说法，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或者没有企业家的精神。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重庆的快速发展，更无法理解黄奇帆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如果要理解黄奇帆和重庆建设，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张维迎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张维迎所讲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有些模糊不清。到底是企业家创造世界，还是企业家精神创造世界？张维迎的报告，让我觉得他特别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实世界，应该是企业家精神才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因为张维迎过渡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他认为大学老师（包括所有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包括所有的公务员）都与张维迎的所谓“企业家”无关。
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其实，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们的贡献固然非常明显，非常重要，也有可能是整体经济的支柱，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把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财富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给低估了。
例如，黄奇帆讲重庆的5个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政府、企业、专业人士、工人共同创造的结果。离开政府，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发展，离开企业，当然什么都做不成，不过，离开专业人士、大学，哪来的科技力量？
张维迎的理论，为什么与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主要是他的理论假设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生态特点。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旦离开现实文化和政治生态，就完全失去具体可运作的可能性。
在中国，6000多年的历史，政府，官员，都是主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文革期间，自由市场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自由市场，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哪来市场和企业家的力量？
邓小平搞改革，才有了市场，才有了企业家。现在，中国是政府和市场，左右开弓，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如果只是强调市场，那么，企业家就是死路一条，而不是政府一干预，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个与国企为什么要存在一样，在目前的文化政治生态下，没有国企，谁能够想象？再说了，国企，不是一无是处，私营企业，也不是万能的，没有缺点的。其实，国企和私企，各有利弊。
世界经济危机，证明全面靠市场，确实不行。没有采用凯恩斯的做法，自由市场，早就被那些所谓企业家给彻底消灭了。我们连工资也发不出去。英国让自由市场管银行，结果银行把老百姓害惨了，后来，还是政府强行剥夺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整个英国的经济都要死亡，而根本不是书呆子们所天天讲的市场和效率的问题那么简单。
撒切尔夫人搞私有化，结果那些垄断企业，把消费者害的好苦。很难说对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就是好事。就算在英国，私有化的垄断企业，也要政府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有些学者把西方经济学学了一半，片面强调市场的好处，在中国希望全面推开，结果垄断企业市场化了，可是监管没有到位，把老百姓往死里坑。房地产、网络、电信、医药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有哪一个私有的行业真的全部按照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
重庆新兴产业的发展，渝新欧铁路的运行，中国所有高铁、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等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与企业合作，没有大型国企的加入，那都是空话。这是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适合这种情况，它可以超越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纯市场经济，也超过张维迎所说的企业家。至于将来情况如何，那也得等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张维迎参与倡导的价格双轨制，其实，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作出的second best（次优）选择。换句话说，经济问题，不能脱离政治、文化与社会现实，否则，大家就只能天天生活在悲观的情绪之中。
最后，我想说的，我并没有彻底否定张维迎的意思，同样，我也没有彻底赞成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意思。不过，从黄奇帆和张维迎的两个报告中，我却认为中国政府经过30多年的摸索，已经巧妙地把政府和市场，把多方面的社会力量，以及各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比较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才是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张维迎的“纯”企业家的说法，有些片面，有些过于理想化。他所批评的东西，也是片面的。因为，Y=(K, L)是描述客观存在的数学表达式，而不是人们用来搞经济建设的手段。
(作者:姚树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