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5日到28日在浙江考察时，再度谈及面对经济新常态，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势而谋。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引题目为“本报独家专访权威人士，解析当前我国经济大势”，主题为“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报道，权威人士透过“非常态”的报道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趋向、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系统梳理解答。在新经济形势下，树立新的增长点，顶层设计打通了哪些环节？顶层设计的新特点是什么？“局部的风险”集中在哪些领域？
针对这些问题，时代周报记者在5月30日召开的中国农村互联网金融论坛上，对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进行专访。
时代周报：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些新增长点破茧而出。顶层设计打通了哪些环节？祛除了哪些症结？
于建嵘：中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李克强总理所倡导的减少行政权力，增长社会的活力，经济组织的活力。从这个问题来讲，顶层设计最核心便是减少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他强调市场经济这一块，即尊重市场。当然实行起来也有争议，包括推行股票的注册制。但总的来讲，我认同这个方向，只要坚持这一大方向，这些争议和问题会逐渐解决。
时代周报：这一阶段的顶层设计有何新特点？
于建嵘：有两个特点，市场化和法治。正如李克强总理谈到的，一方面打破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保障每个经济主体参加主体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加强法治对经济的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都有明确的导向。
时代周报：权威人士在回答时指出，“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经济韧性大,制度优越性明显。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问题。”目前在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也让几大行缺少了创新的动力，如何保证民营金融机构真正发挥作用？
于建嵘：银行这几年也在不断创新，这点不能否认。现在工行、农行都在进行改制，但仍是国有控股。大部分国有大行虽然是股份制公司，但国家权力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按照国家的权力去配置干部，关键取决于干部用人体制在短期内是否能发生变化。银行高管是代表国家去管理银行，而到其他市场化企业他可能获取更高的收入，容易造成他们心理不平衡，这样的用人体制可能导致一些腐败问题。当然这不仅仅是国有大行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国有企业，这些问题最终必然反映到企业上，但根本在于整个国家主旋律、干部体制的问题。
时代周报：当问及中国经济走势分化的问题时，权威人士指出调结构要主动。结构调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只能主动调、主动转。早调早转就主动，晚调晚转必然被动。主动转会涉及风险问题，尤其对地方主政者来说更是如此，如何以新型考核机制来保证地方的能动性，避免懒政、不作为？
于建嵘：我多次强调，地方主政者对政治和商业运行模式不完全等同，商业运行模式主要追求利润；主政者追求政绩，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如为了稳定就要牺牲一些利润。但目前在一些地方，不是懒政而是不作为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个别地方以前申请经费排长队，现在没有人申请，因为部分主政者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抱着这种心理，最终导致是不作为的问题。要想有想破，还是要看国家是否下决心进行改革，包括用人体制改革。
时代周报：创新是点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现在势头很好，我们要浓墨重彩做好这篇大文章，激发全社会拥抱“创时代”。 创业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风险的代名词，如何让青年一代的创业代价降至最低？让他们不至于被失败击垮？
于建嵘：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给青年人的机会是国家最重要的保障，没有青年人的梦想，特别是底层青年人的梦想，国家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当然创业也有风险，那就需要国家提供一些平台，包括完善的注册、登记制度。我们并不鼓励每个人都去创业，而是引导他们在创业时既要拥抱互联网，又要保持警惕，所以国家要有风险投资机制，前提仍是交给市场，但国家要引导。事实上在创业过程中，很多创业基金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政府拨一部分钱之后甚至不管不问，因为政府对这些领域不够了解，所以要进行制度创新。我认为可以把国家的创业基金，交给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公司来管理，引入专业化运作模式，既可防止官员套取国家的钱，又可以让这些专业化机构对创业企业给予调研指导，让创业基金花在刀刃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代周报：制度创新要遵循哪些原则？
于建嵘：我们在鼓励创业的同时，要鼓励制度创新，其中科技创新解决科技问题；制度创新考虑实际情况，政府支持创业过程中给年轻人梦想，但同样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能盲目地鼓励创业。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要按照市场化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二是要遵行法治原则；三是效益原则。
时代周报：“从微观看，局部的风险该释放的也要及时释放，打破刚性兑付，反而有利于降低长期和全局风险。” “局部的风险”大致指哪些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打破刚性兑付是指可以让某些企业、某些机构、某些地方政府破产？
于建嵘：打破刚性兑付总会引发一些企业甚至个别地方政府破产，我认为该破产还是有必要让其破产。制度有依赖性，其实风险也有依赖性，有一个依赖的路径。局部风险，比如说非法集资问题，资金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问题，如前几年温州地区资金链断裂，再比如近期河南、陕西等多地曝光多起非法集资案。有些人认为风险主要集中在制造行业，我反倒认为金融行业的风险对社会的震动更大，例如现在股市，一旦泄洪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制造业出现问题直接导致失业问题，金融问题带来整个社会的问题，如何确保金融安全是值得思考的。
时代周报：权威人士指出，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你看来，农村能否成为拉动经济的新抓手？
于建嵘：近几年我们提倡新农村建设，希望借此能够形成经济的抓手。在我看来，农村不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主要抓手，因为把很多钱投入到农村是不现实的，而且农业的投资收益率要在平均水平以下，不可能每个都能从农业生产中赚到钱。从消费上面来讲，农民在社会保障没有完善的时候，农民的消费是保守的。农业普遍发展投资平均利润以下，大量资金进入农村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量资金进入后不会产生很大利润。
时代周报：农业生产面临哪些风险？互联网是怎样的关系？“互联网+”在农业领域发挥怎样的作用？
于建嵘：农业整体而言风险较小，但农业生产受到很多限制，包括地域、气候等，最关键的是不能摆脱对天气的依赖，对生产环境缺乏可控性。我们应该说农业+互联网，因为农业是基础，互联网依托于农业，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互联网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在农业领域，互联网的角色不是简单传递消息，而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首先，通过互联网方式实现订单农业，与消费者之间产生联系，从而保障粮食安全。将来还可能通过互联网指导生产，利用大数据解决盲目生产的问题；其次，互联网手段的引入，可以减少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节约成本；第三，互联网的确对农村金融利好，比如一个客户看好某种作物，给农户钱让他帮自己种植，这也是一种金融模式，而不局限于纯的借贷，形成了物联网。
（作者:于建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