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文章是秦晖老师在共识会员项目内部分享上发言的摘录。本部分主要聚焦秦晖老师对中国当下农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城市贫民窟问题还可以这样看。

        一、贫民窟：低成本解决进城农民的家庭团聚问题

        农民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那一部分人群的问题，尤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它归根到底来说是从农业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农业社会也有非农业的职业，现代社会也有农业这样一种职业，但两种社会状态下的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目前处在后者的这种状态之下，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考虑这个社会状态。

        尤其在今天，中国真正以农业为生的人已经变成少数了，但带有农民身份的人还是多数，这里所指的多数是指那些没能获得城市户籍所接纳的人。这一部分人能称为农民吗？他们在城里工作但是没有城市户籍，人口比重甚至已经逐渐超过了现在仍然待在农村的人。取得不了同等市公民权利，这个群体怎么能够融入市民社会呢？这仍然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这里讲的所谓融入市民社会不仅仅是融入城市，因为所谓的citizen这个词指的不仅仅是城市，在西方社会也有市民的，但是他们的农民其实也是citizen，也是公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和城里人是没有区别的，只是职业的区别。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们其实还是身份的区别。

        农民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尤其是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再当农民，但是又进不了城市的人口数量那么大，这种状况造成许多的家庭离散人口，这不仅在中国前所未见，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经常讲工业化会造成乡村衰落，乡村衰落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如果这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能被城市所接纳，融入城市社会，乡村衰落也就成为了一个过渡性的现象。相反，如果他们不能被城市所接纳，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留守人口的问题，显然就是体制性的问题，全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的，有些人已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当然，这种说法是胡说了，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前不久，有一位朋友写文章说中华文化根本不是一种重视血缘的文化，重视亲情的文化，重视家庭伦理的文化，他说中国人是全世界为了赚钱而不顾家的人，没有哪个民族是这样为了赚钱，甘愿背井离乡脱离家庭生活。后来我就说，那这些人背井离乡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吗？肯定不是这样的。

        全世界各民族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作为低成本劳动力的方式进入城市，来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并不是工业化时期那些人进了城以后，忽然间都成了富人住进了商品房，不可能说那个时代的国家都是所谓的瑞典式高福利国家，能够给他们提供高品质的福利房。但他们当然需要有低门槛在城市生活的可能，正是有解决了他们的家庭团聚问题的可能，在工业化时期所有的国家，包括现在已经没有所谓贫民窟问题的台湾、韩国、日本，他们在工业化阶段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如：我在城里打工，我就希望把家搬到城里来，我有钱就买商品房，如果国家能够给我提供福利房当然也不错，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我也要解决低成本的家庭团聚问题，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所谓的贫民窟。

        二、中国现在为何没有平民窟？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喜欢贫民窟的，更谈不上有意识地建设贫民窟，但贫民窟在所有国家几乎都存在，原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进诚的农民都是住单身宿舍就不会有贫民窟问题，所谓的贫民窟肯定是家庭住宅，不可能是单身宿舍，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呢？就是因为家庭生活重要嘛。中国现在没有贫民窟这个东西，于是就导致了他们的家庭没有办法低成本地融入城市，进而造成家庭离散。是不是说中国人就愿意这样呢？当然不是的。所谓的中国没有贫民窟当然是胡说，大家都知道以前一直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城市中有大片大片的棚户区，棚户区是什么？那不就是贫民窟吗？

        在上海的陈映芳先生专门做过棚户区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在解放以后改造棚户区搞了很多样板，北京的龙须沟，上海的赵家浜，都是改造棚户区的例子。但实际上，改革以前大片大片的棚户区其实没有多少改变。是不是改革以前不把老百姓生活当一回事呢？那时候提倡的是先生产后生活，把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型城市，所谓生产型城市就是工厂盖了很多，但是住宅盖得很少的城市。按照陈映芳列举的统计数字，上海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棚户区的人口和解放前相比没有任何减少，相对比例有一些减少，但是绝对比例并没有减少，一直到改革初期上海还是有五分之一的棚户区人口。

        你说中国没有贫民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但是在前三十年，49年以后到79年的三十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可以说没有任何增加，一直是在人均大概三点几平，一直是停滞的，只有三年出现过增加，大概从人均3.1增加到3.6。这三年就是从69年到71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有了提高，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都是上山下乡造成的。赶走以后他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就提高了，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时代的上海人最先住的就是通过种种办法能够逃避上山下乡，大家还是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那些子女被赶走了，老两口守着一个空巢之家，人均居住面积还提高了，那样的家庭肯定是不被人羡慕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实在这点上跟世界一切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人们还是把家庭团聚放在第一位的，没有人认为用妻离子散的办法来增加居住面积是一种可取的做法。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因为刚才讲的原因，体制在几十年内设计的就是这样一种格局。大家知道黄奇帆先生在2007年回答印度记者时公然讲过，记者问他说，印度的城市扩张带来了贫民窟，那中国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呢？黄奇帆先生说不会的，他说因为你们印度人欢拉家带口跑到城里来，中国的农民工是很特别的，他们就喜欢做两栖人，把家庭留在农村，自己单身在城里住集体宿舍，当然就没有贫民窟了。但中国人真的喜欢这样吗？当然不是了。发展到现在，家庭离散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巨大的伦理危机了。什么荒唐的怪事都出现了，今天新闻报道说在某一个地方，一个又丑又穷的老光棍可以霸占十几个留守妇女，又说某一个十几个老汉去轮奸十二岁的留守儿童，某个地方留守儿童多少多少人又自杀了，这些事情都是人类历史上难以想象的伦理悲剧。

        三、行政权力加速城市化导致的怪诞现象

        怎么解决原来的农民融入城市的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政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提倡城市化，而且还用行政权力加速城市化，很多地方的造城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现在似乎上面的意图是说不希望农民留在农村，但是又不希望他进入一线城市，就希望他们待在县城。所以就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县城，在所谓的中小城市搞了很多事，最近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刚从湖北回来，我在十堰那一带考察教育的。农民工或者进城打工人的子女读书一直是很难解决的，而且北京最近几年好像还越来越难解决，甚至北京有些部门想用教育门槛来作为控制人口的一个杠杆，原来他们提出说我们废除打工子弟学校，但是可以让打工者进入公立学校，现在干脆说要用教育一个门槛把他们给拦住。

        但是同时又努力地让这些农村儿童进入小城镇或者是县城去读书，所以最近这些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大量关闭村里的学校，把教育都集中到乡镇或者县城的中心小学。以前搞希望工程的时候建立的很多希望小学，现在都已经荒废掉了，国家都撤掉了，十堰地区这几年学校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等于现在学校的数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而且村一级基本都没有学校了，学校全部集中到乡镇和县城。结果造成一个怪诞的现象：就是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但是他的子女没法在城里上学，他说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在村里也上不成学，留守儿童还不算，他们还要跑到城里上学，结果很多农民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在城里或者在乡镇所在地、县城去解决居住问题，在那里租一个房子，甚至在那里建一个房子。

        现在大量的县城由于前几年的造城运动造成住房空置率很高，他们如今千方百计地想吸引农民来买这些房子，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把孩子都集中到那里，让家长来陪读。结果造成了一个很荒唐的现象：父母基本都是在城里打工的，但子女既不在城里上学也不在老家上学，而是要到第三个地方上学，城里的农民打工辛辛苦苦赚的钱回农村盖了一些每年只有春节期间住几天的房子，本来这些房子还有一些留守人口住，现在连留守人口也不住了，留守人口也都跑到城里。他们的父母在城里住单身宿舍，他们留守在家乡的人也没有住在他们花钱建的房子里，而是到县城和乡镇去租一个也是很差的房子守着孩子去上学。这样的事在当下普遍存在，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且导致这个社会极其畸形。

        这样下去，是迟早会出大问题的。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