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综合安全基础在于改善乡村治理
———关于问题意识和政策选择的讨论
高俊1，计晗2，温铁军1，董筱丹1
摘要:本文以树立国家综合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在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化、现代化、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四个范畴的关联。本文指出，在经济领域，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向外转嫁成本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安全的首要负外部性因素，而宗教、文化、种族等矛盾使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更具复合性特征。在中国，农村既可能成为宏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也可能成为风险集中爆发的区域。中国在面临内外叠加的重大挑战之际，需要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对于保障国家综合安全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亟待从调整治理结构、创新治理机制两方面入手，把改善乡村治理作为打造国家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国家综合安全; 全球化; 成本转嫁; 危机软着陆; 乡村治理
本文认为，乡村是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也是国家综合性安全的基础。21 世纪中国在应对内外风险叠加的重大挑战之际，应该把改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安全外部性风险得以内部化处置、实现软着陆的主要基础工作。与国家安全战略有关的理论研究需要研究者自主创新，跨学科地建构系统性逻辑解释。为此，本文重在做交叉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相关文献回顾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于形成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结构性把握和逻辑性梳理，从而确立去意识形态化的问题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树立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在2014 年4 月15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从历史视角看待中国国家安全内涵的发展，上世纪中叶，新中国诞生于二战形成的双寡头垄断主导的冷战地缘政治格局的大环境之中，在战争风险的笼罩下，国家安全势所必然地以军事安全和政治主权安全为重心。其后，毛泽东在中苏边境战争的1969 年、邓小平在中越边境战争的1979 年、江泽民在西方再度制裁中国的1989 年，都分别作过中国未来20 年不会遭遇大战的判断。他们研判的依据，主要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 而且，在那时的国内体制下，社会矛盾整体上可控，故而不纳入国家安全的主要考虑。然而，当前与前三代领导人的不同在于新的全球化挑战: 1991 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西方旋即提出“中国崩溃论”; 1992 年中国深化改革开放，5 年后遭遇东亚金融风暴; 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 2001 年南海撞机事件……构成了中国国家安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系列转折点。同期，国内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发生，食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事件、劳工运动等吸引各界高度关注。由此，进入新世纪之后的领导人更多强调包括国内安全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基于现阶段的形势，要走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必须从内外两方面研究国家总体安全的风险因素及其关联和传导机制，并思考如何创新国家综合安全体系。
二、国家安全问题的一般讨论: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挑战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再殖民化”与金融资本阶段的“去国家化”
( 一) 在世界体系中确立国家安全研究的问题意识
明确问题意识，是客观研究的第一步，而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也决定着使用什么样的理论工具。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分析某个国家的问题要以整个世界体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在这个体系中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少数国家成为核心国，多数国家成为它们的附属国，核心国家占有全球化制度收益的另一面是全球资本化的巨大成本从核心国家递次向边缘国家转嫁。
据此则不难理解，国家安全概念兴起于近代殖民主义，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并引发国家间的战争冲突。
那些向外转嫁制度成本的核心国家，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国家安全问题的最主要研究对象。从现实看，由于决定核心国家地位和相互之间关系的权力和实力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受位置、空间、资源等地理因素限制，追求大陆、海洋、天空等空间主导权，石油、矿产、粮食等资源支配权和战略要地、海洋道等基地控制权，就成为西方近世文明的主题。这种格局势必导致国家之间互相猜忌、敌视与对抗而陷入“囚徒困境”，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关系甚至军事冲突关系，现实主义的安全观成为这些国家的“自觉选择”。
由于核心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的研究主要是为其自身利益最大化服务，而发展中国家主流学者却很少明确自己的研究本位在哪里、现实的操作空间在哪里。事关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功能价值与学术逻辑同等重要，“服务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安全”的研究“本位观”亟需确立，从而引出相关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意识，即从发展中国家安全的研究本位出发看待其所面临的内外安全挑战，这就要求根本性地改变以发达国家特别是核心国家的安全问题为主导的研究框架。也只有在这种本位观之下，本文所阐述的一些“另类”观点才值得重视。
( 二) 发展中国家安全风险的复合性: 输入型风险与内生性风险共存
就全球格局来说，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输入型风险主要来自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开始，基于“地缘战略”的冷战就已被美国主导的“币缘战略”所取代。伴随着金融资本主导国家的金融全球扩张以及配套的话语输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治理与社会治理、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器物类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为主导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显化，国家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多变。
就国内发展来说，二战后解殖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预设了追求现代化的目标，客观上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内生性风险。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从系统角度来看，乌尔里希·贝克指出，“风险社会至少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主要是人类自我制造出来的，因此，现代风险是现代社会系统内生的，“各种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现代风险社会导致对国家机器的依赖，进而不断地上推社会治理的成本。例如，在号称超级现代化的美国，有文章披露这个“监狱之国”有超过800 万人被国家监控，监狱人数不断增长; 全球女性囚犯( 成年和未成年)有三分之一在美国; 每十个儿童中就有一位儿童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在监狱服刑。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欧债危机及西亚、北非国家的街头政治，不仅缘于金融化经济泡沫破灭，也是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累积国家负债而致。
从社会阶级结构来看，拉尔夫·达仁道夫认为工业社会产生了阶级，因此工业社会中的矛盾冲突具有显著的阶级性、群体性和普遍性; 由于不同阶级在诉求与回应上往往存在着经济与政治的错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倾向于“去政治化”，借助经济问题来避开问题的政治本质，而另一些人却倾向于将经济诉求“泛政治化”，因此工业社会的冲突被蒙上了一层复杂的色彩。
从城乡差距来看，发展中国家因发展政策的城市倾向导致城乡经济结构的非均衡机制日益强化，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大量向城市流动，不仅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现代化所内生的风险虽然在发达国家也曾大量发生，但其主要靠对外转嫁成本来化解风险的实际经验却极少被人讨论，更多的是被冠以各种意识形态化的解读。
而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实际经验过程来看，内外风险叠加爆发的复合性特征愈益明显。发展中国家不仅不能向外转嫁风险，还同时暴露在发达国家转嫁成本所带来的各种风险之中，使得内部风险以更加激进对立的形式爆发，因此，局部风险演化成为对国家层面的政治安全风险的可能性更大。
2008 年以来的一系列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事件表明: 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和政策调整，通过全球资本和商品市场传导给发展中国家，加剧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内部本就紧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并越来越多地从根本上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发达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制度成本转嫁，极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风险爆发的扳机。
综上可知，当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竞争单元的全球化框架中，发达国家不断向处于边缘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转嫁制度成本，使得发展中国家安全风险越来越复杂，内部矛盾有可能被所承担的外部性风险加剧，并经常以对抗性冲突的形式爆发，其本质实乃国际外部输入型风险叠加国内内生性风险的复合风险。
三、金融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国家综合安全
中国目前仍是城乡二元对立为基本体制矛盾的社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乡土社会之间，存在治理上的“三元悖论”，由此更深地陷入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安全治理困境之中。
( 一) 中国国家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中国作为全球产业资本第一大国深嵌于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资本全球化之中，绝不可能独立于成本转嫁规律之外。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中国先是在1997 年遭遇“输入型”危机，随后在2001 年以后全球产业重新大布局之际陡然发生“输入型”经济高涨。在实现了长达1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吸引跨国公司大量入驻的主要原因是可以低成本占有国内的资源环境租和劳动力租③，但这不仅导致了国内的劳资纠纷、环境事件、土地冲突等问题频繁发生，推高了国内制造业的要素成
本而使其竞争力减弱，还因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城市开发区而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因其以中国制造名义出口形成的巨大贸易盈余美元，形成通胀压力，国内本币对冲性增发，遂致中国不得不通过控制信贷和提高国内利率来防止通货膨胀，从而提高了国内实体产业的资金成本，遂致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比一度高达82%。并且，这种脆弱的局面还由于进出口依存度和资金对外依赖度的提高，而频繁受到发达国家经由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向外转嫁成本的影响。换言之，对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和国际消费市场的紧密依附，使得中国的安全风险具有显著的国际国内联动性。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安全局面的复杂性。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在国际压力和挑战面前，需要借助地方和基层力量来应对时局挑战; 近代以来乡村治理结构的数轮重大调整，核心都是在中央、地方与基层社会三者之间进行剩余分配调整。由于利益矛盾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对抗性，遂使中央、地方和乡土社会基于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建构，自清末以来一直难以达成。这种利益结构上的“三元悖论”，恐怕是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
公司化地方政府普遍的亲资本和片面追求增长的政策取向，不仅导致了在市场的“过度竞争”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国家广义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内生性的不可持续风险不断攀升; 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金融集团与实体产业、城市和农村、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体之间的利益格局日益复杂，也使国家综合安全问题相关的经济发展、地方财政和基层治理的不可持续风险不断增长。从微观基础来看，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出现“断崖式崩塌”而社会安全领域则弥漫着“击鼓传炸弹”的普遍担忧。
( 二) 乡村“稳定器”功能是新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障
我们一向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矛盾，认为这是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近年来则强调二元结构对于维护稳定的作用①。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无论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治体制的政府都把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但对于转型中国家来说，城市是充满风险的，而保留着传统社会关系和治理机制的乡村则相对稳定。
自刘易斯1954 年提出“二元经济模型”( dualsystem)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话题，但很少有人将其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
历史地看，乡村之于国家稳定呈现出明显的功能分化，既是国家安全的“稳定器”，又是国家不安全的“导火索”: 在古代中国，依托族田庙产等社区公共财产和以血地缘关系为主的成员关系网络，乡土社会能够实现良性自治，从而达到所谓“皇权不下县”的低成本维持基层安全稳定的局面; 而每当乡村社会的内部治理机制受破坏到一定程度时，小农大量破产、乡村普遍衰败，就会爆发严重的社会冲突乃至农民革命，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共同性。
从当代看，新中国的发展成就离不开乡村的“稳定器”功能: 以小农均田为主要内涵的土地革命，既是“农村包围城市”摧毁奠基于城市的旧政权的动力，也为新中国的综合安全做出显著贡献———因土改实质性地延续了具有内在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的中国特色的“小农村社制”，而使得乡村成为国家稳定的底盘。在其后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直至生产过剩的各个阶段，相对于风险集中于城市而言，国家都得以借助“三农”载体多次成功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不间断地延续了60 多年，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原住民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全球化下，乡土社会同样可以吸纳外部输入型风险。在1998 － 2001 年中国因遭遇东亚金融风暴而发生持续四年的通货紧缩期间，林毅夫曾经直接对中央领导提出政策建议，在全球化挑战下只有中央政府启动以国债为主的新农村建设投资，才能够缓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资本和劳动力“双重过剩”危机。同期，温铁军强调城市资本导向的宏观政策演变与三农形势严峻高度相关［23］。对此，虽然理论界呼应很少，但国家不仅在2003 年确立了““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调整方针，而且随之在2005 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其对于国家安全的客观效果，在遭遇2009 年外需下降，沿海6 万多家企业破产， 2500 万打工者失业的危机代价冲击之际，才突出发挥———客观上成为中国应对2008 － 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
( 三) 乡村的风险特征不断加强，安全功能日益弱化
在乡村为中国宏观经济提供“软着陆”载体的同时，我们也需看到，乡村“去组织化”改革多年之后，几乎全面地进入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状态，近20 年来正在成为大量制造风险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各种现代化内生性风险在中国农村都有表现，以下从社会、文化、粮食、生态和经济等五个方面，对农村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归纳。
第一，社会冲突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严峻问题之一。据有关报告，2013 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大约16. 5 万起， 2014 年17. 2 万起，其中农村群体性事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征地拆迁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既数量最多，也对抗得最为激烈。其中，村委会等集体组织私自拖欠、截留、挪用征收补偿款，侵害农民利益，是引发征地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从群体性事件发生参与主体来看， 2013 年农民( 含征地拆迁户) 占总参与者的32. 3%，流动人口( 含农民工) 占16. 3%，二者合计占48. 6%。
第二，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文化安全缺乏有效维护和保障。当前农村文化安全的风险主要有: 农村积极文化的阵地内缩，村庄谣言盛行，呈现普遍的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诚信文化和公益文化严重失语; 农村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娱乐形式、建筑风格等文化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文化庸俗化倾向严重，文化中的暴力倾向突出，公共文化的精神健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宗教文化盛行，文化分裂势力不断扩大。
第三，农村难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之所以日益尖锐也在于内外矛盾叠加。在外部是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粮食金融化，美元大量增发，过剩流动性注入国际粮食市场，粮食市场大起大落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而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粮食现货价格越来越多地决定于期货市场以及金融流动性。粮价大起大落使得农村的粮食生产和国内粮食政策深陷被动: 当国际粮价上涨，进口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输入型通胀; 当国际粮价下跌到低于国内市场“地板价”，则国内粮食相关产业环节会受到极大的倾销压力。在内部，由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三农领域的土地、水资源使用日益“非农化”，粮食生产的两个瓶颈———土地资源瓶颈和环境生态资源瓶颈愈加突出，而且，农村居民的劳动投入也开始参照城市预期打工收入，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这成为粮价“地板高于天花板”的另一方面因素。
第四，乡村污染成为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威胁。农业污染属于无法修复的面源污染，由于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的水、土壤等资源的农业污染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的1 /3 － 1 /2; 农村自发开办的以及从城镇转移到农村地区的污染企业，加上矿山的无保护开采等，使工业污染日益成为农村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 由于缺乏有效的污染和垃圾控制及处理安排，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情况严重。由于去组织化改革使得分散小农无力承载巨大外部性成本，并且作为自然人对向生态环境转嫁成本的行为不承担直接责任，生态安全问题内在地具有制度成本整体性爆发的性质。
第五，乡村经济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长远影响。农民的可持续生计是农村发挥“劳动力蓄水池”功能的基础。然而，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农业的比较收益极低，加之各地政府推进农业产业化内在具有的资本排斥劳动倾向，农村劳动力离农倾向越发突出，草尖群体被掐走之后的草根社会如何自我可持续，成为农村可持续的一个迫切问题。此外，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大量土地被征占，造成农民原有的生计基础被摧毁，而由于货币补偿安置效果短期性、征地补偿费用偏低、就业培训效果差和社会保障缺位等原因，失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成为农村中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
综上，仍然有着8亿多户籍人口的中国农村，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乡土社会发挥的正外部性日益减小，同时在因不能内部消化工业和城市转嫁来的成本，而将这些风险递次对社会和生态环境转嫁，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乡村不仅不是“世外桃源”，而且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国家综合安全的重要因素。
(四) 未来国家维护综合安全仍要寄望于乡村
城乡二元结构赋予中国的，除了发展主义和12现代性话语下广受批判的城乡差距之外，还有生态文明视角下农村的独特比较优势——村庄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成员嵌入性、资源多样性、文化多元性、社会互助性和农业多功能性，使得低成本维持其内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可能。尤其是土改分地后极大强化了小农在社区中的成员权，也就使得村社理性的机制更加突出!正由于这些本地化机制是西方学者因哲学视野和实际经验先天不足而难以领略到的，遂使受困于邯郸学步的中国学者不仅对于自己的独特制度优势熟视无睹，更缺乏本土创新的信心与勇气。倘若一边倒地诉诸内在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属性的现代化体系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这无异于缘木求鱼!近年来的强力维稳及其庞大开支虽然被社会广为诟病，但批评者也只是寄望于非此即彼的另一种现代化。
爱因斯坦曾说过，人不能用制造这个问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既然资本与风险同步集中的城市深深地嵌入全球经济循环中难以自外，那么，国家防范安全风险的基础，只能是农村。当前国家综合安全局势严峻，尤其需要重视，客观上具有“风险对冲机制”和“稳定器”功能的是乡村，而不是城市。若政策对路，则乡村作为中国经济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作为国家应对多方面安全风险的基础，仍然是中国当前应对全球化风险叠加的挑战下发挥“政府主导”和“人民主体”作用的最佳领域。
四、改善乡村治理是使乡村成为国家综合安全软着陆载体的基础
要让乡村在政府主导和人民主体两方面作用下发挥安全载体功能，必须正视，当前农村乃至国内愈益严峻的几大安全问题中，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制度性的:在全面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没有形成权责对等的经济主体。农村去组织化改革多年来，各种风险隐患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中日益累积。因此，要把乡村从对国家安全的负功能转变为正功能，必须要在乡村推进创新性的组织和制度建构，既要从结构上进行调整以加强政府主导地位，也要通过机制创新进行人民主体性的动员。只有以国家总体安全作为治理的“矢量性”目标，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才能使乡村维持“外部风险内部化”，而不是“内部风险外部化”，进而使国家综合安全体系具有微观基础体系。这方面的探索，将是对国家综合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
( 一) 超越乡村微观视角和“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调整乡村治理结构
当前乡村治理危机的一个根源，就是偏向性政策使农村剩余过量外流到城市和工业，收益过低的小农经济无法维系高成本运作的现代形态的上层建筑。如果我们秉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本位，就需要将这一分析框架放到更宏大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脉络中。
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治理问题是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因追求工业化的大背景中产生的，乡村治理格局改变乃是国家从农村地区提取剩余完成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因此，西方经验衍化中潜在预设并被照搬到国内学术界的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关系，既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也不符合当前中国参与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之历史使命。在发达国家不断向外转嫁成本并被发展中国家不自觉承接的金融全球化时代，这种对立性假设内含的片面而非辩证地强调社会权力，甚至将并没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作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的价值取向，对在二战以来新近获得主权、国家政治和经济建设正在进行之中的民族国家来说，往往会促使外部输入型问题在国内矛盾演化之中激化为内部对抗。
另一方面，农村中的社会也非一般“国家—社会”话语中的市民社会，而是由面广量大而又剩余过少的小农组成的。温铁军等指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公共投资在改善乡村经济社会基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农村缺乏组织化载体，国家普惠性的财政资金下达到农村基层往往被“精英俘获”，故而必须提高农民综合组织化水平，才能克服政府与分散小农之间交易成本过高的难题，为构建市场契约和信用社会提供基础。与此相呼应地，黄宗智指出，小农合作在日、韩都是国家战略的产物，中国也要以政府主导、成立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合作社。杨团亦提出借鉴台湾农会经验来建设大陆综合农协。董筱丹等则构建了一个以中央资金扶持下的县－乡－村的三级经济基础带动县－乡－村三级治理的整体框架。
( 二)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安全治理创新
在发达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本来就有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背景。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历史来看，20 世纪70 年代的经济不景气使得福利国家的政府失灵危机逐渐呈现出来，并且“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性特点”，治理概念的兴起正是试图寻找在市场与国家之外的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正如鲍勃·杰索普所指出，面对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或国家政府协调的失败”。然而，总体来看，有关治理的理论进展仍然是内涵性的抽象讨论多于外延性的经验归纳。由于这一概念多与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执行项目时的转型要求相联系，因而有人批判治理概念“只不过是发达国家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婉转做法，是西方国家将其发展模式( 尤其是政治制度) 全球化的理论工具”。如果不直面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根本问题，治理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将与理论预期相去甚远。此外，国内很多治理研究，最后的政策建议都是以“政府和市场能够完美运行”为隐含前提的，忽视了“‘政府能力’和‘民众能力’与理想制度要求存在差距”的现实问题，若要服务于国家安全重大战略的决策需求，可操作性明显不足。因此，以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格外值得重视:奥斯特罗姆认为在与个体日常参与紧密相关的公共品领域，政府和强调私有化产权的市场都存在着严重的失灵，而一些传统社区在传统资源收益下，就能以极低的成本实现区域公共品的供给与维护其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折小叶等对工业化“超级村庄”发展历程的研究，蓝宇蕴对“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李培林对城市化进程中的羊城村变迁的研究，以及温铁军等对苏南农村工业化中“村社理性”机制的研究［35］，都以工业化迅速推进中保持了共同体形态的村庄作为理论建构的实践基础，侧重研究村庄中社会共同体的作用和变化。这些比较积极且有调研依据的研究表明，村庄中的经济共同体对于社会治理具有显著的经济基础支撑作用。新世纪以来我们开展的各地乡村建设试验表明，通过文化嵌入、社会关联、伦理性整合等多种机制创新，可以“自下而上”地提高基层社会的可治理性。我们认为，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宏观背景，与当代社会普遍发生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高度相关。正是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才必须实现多元主体协调互动; 只有籍由自主性的组织和机制创新，才能开启“安全治理”新局面。
五、国家综合性安全研究的三个要点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以乡村为基础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为此，提出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研究中国安全问题需要超越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建立以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问题意识。而发展中国家本位的安全局面同时面临国际和国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多因素的复合性挑战。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更需同时关注国际和国内、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农村集体和农户个体等多个维度，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复杂性。
第二，在金融全球化成本转嫁机制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国际风险“国内化”已成定势，它使得承担国家安全最终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宏观调控为主的政策供给，与公司化地方政府追求GDP 而亲资本的政策供给之间，以及此二者与过度分散的基层社会之间，都因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难题而形成了复杂的博弈格局，并随着时间推移形成明显的路径依赖。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治理长期存在的“三元悖论”，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思路，则短期内并不具备根本上化解的条件; 而且随着中国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显化和严峻，呈现出更紧迫的应对需求。
第三，尽管乡村对于国家安全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风险特征，但中国仍然要以乡村而不是城市作为国家总体综合安全的基石和软着陆的载体。若以乡村作为国家安全基础，则需以乡村治理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为前提。另一方面，改善乡村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其改进和变迁的过程中，需要始终以维护国家综合安全作为“矢量性目标”，超越愈益保守的学科和部门限制，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社会这三者之间激励相容的制度框架，同时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发掘农村低成本治理经验，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自外而内、自下而上的基层组织创新相结合，使得从中央到农村基层的各层级政府治理主体和各种城乡市场主体之间，在行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关联和补充来增进结构凝聚及功能融合，促成乡村治理各主体彼此依赖、共存互生，使乡村的安全性、公共性、市场性与社会性等不同机制有机地综合为一体，如此，才能将中央－地方－乡村社会之间“三元悖论”调整为三者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安全等方面的多维共赢。
总之，我们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思想，以创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为要求，把国内安全与全球化成本转嫁之间的相关性作为背景，对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社会三者做综合性研究———把三农领域的乡村治理及其内部化机制作为应对输入型安全风险、使之软着陆的基础。据此，需要进一步将全球化对中国的综合安全挑战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将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传导机制与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与机制创新结合起来，重点考虑突出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建立依托乡村良治的风险防护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