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微观调研数据基础上, 利用二元和多分类Probit模型, 研究了土地股份合作制条件下的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尤其是股份分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份分红对农民就业存在负向影响;在拥有股份分红的条件下, 中年农民比青年农民更倾向于不就业, 即随着农民年龄的增加, 股份分红对就业的替代作用明显;相对于从事服务业而言, 股份分红对从事蓝领工作存在负向影响, 但对从事白领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制; 股份分红; 就业; 职业选择;

引言

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收入存在较大差距。201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2.92∶1, 城镇居民收入普遍高于农村居民。然而, 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农村, 存在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虽然是农村居民, 但由于当地农村集体利用资源发展工业, 获得了巨大的集体经济收入, 农民每年都可以获得可观的集体经济分红。因此, 珠三角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广东省其他地区农民甚至城镇居民高出许多, 有些农民甚至依靠集体经济分红、房屋租金等收入, 过着食利阶层的生活。

南海区是珠三角的典型代表。南海区是广东省佛山市的下辖区, 工业高度发达。20世纪90年代, 南海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 创新出土地股份合作制, 这一制度成为珠三角地区农地改革的主流模式 (蒋省三等, 2003;张沁岚等, 2014) 。土地股份合作制一方面成功地以集体土地启动了工业化;另一方面使农民分享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增值收益,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南海区以土地股份制集中开发利用土地, 使许多农民丧失了土地经营权, 失去了农业就业机会;同时, 工业化又为农民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机会。集体经济股份分红对农民就业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股份分红起到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作用, 可以为农民创业或者搜寻到匹配的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 股份分红提高了农民就业的心理成本, 从而可能会导致农民倾向于退出劳动市场。本文想探究的是, 股份分红是否降低了农民的就业率、男性和女性农民之间的就业行为差异如何、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相比, 其就业是否发生了变化。本文选择发达地区获得股份分红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 还基于以下考虑: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出现了劳动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情况, 导致非常高的失业率, 形成了城市贫民窟。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南海模式在发达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 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分享到城镇化带来的收益。探寻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就业行为, 对避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和以大量失业为特征的“城市病”具有重要作用。

一、文献综述

影响劳动供给的具体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劳动者的工资、家庭收入、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另一类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 (蔡昉等, 2004) 。

按照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逻辑, 工资会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且两种效应的作用相反;如果前者超过后者, 工资上涨则导致劳动供给增加。中国目前大部分劳动力远未达到高收入阶段, 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会随着工资上涨而增加 (丁守海等, 2012) 。黄祖辉等 (2012) 分析了农户在农业和非农务工之间的就业选择, 结果表明:非农务工工资对农户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高度显著;外出务工工资较高, 农民会考虑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问题, 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和本村非农就业的劳动时间, 倾向于外出务工。夏怡然 (2010) 建立农民工劳动供给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当工资率上升时, 农民工将适当提高生活必需支出, 减少劳动时间, 增加闲暇时间。张世伟等 (2011) 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 分析了城镇居民的家庭联合劳动供给行为, 结果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及交叉工资弹性均呈递减趋势;设计和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将会促进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劳动供给。

此外, 非工资型收入影响劳动供给。当家庭财富基础较好时, 家庭成员面临的约束条件就比较宽松, 就业压力相对较小, 这会使他们更多地享受闲暇, 减少劳动供给, 因而家庭财富基础与市场型劳动供给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 (Johnson, 2010;丁守海等, 2013) 。

性别差异也是劳动供给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乐君杰, 2008;刘晓昀等, 2003;刘妍等, 2007) 。刘晓昀等 (2003) 发现,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要比男性低24%。刘妍等 (2008) 研究了影响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因素, 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降低了女性非农就业尤其是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 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配偶从事非农工作的女性比配偶纯粹务农的女性更有可能非农就业。还有文献立足于性别差异, 同时考虑了城镇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研究对象为失去土地女性的就业及其影响因素 (孙良媛等, 2007) 。

综上, 大量有关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基础框架, 为本文计量分析中确定解释变量提供了基础。然而, 与城镇劳动力的劳动供给不同, 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还存在农业劳动和非农务工就业的选择问题、往返于城镇和农村的农民工劳动供给问题以及基于农民个人和农户家庭决策的劳动供给问题。同时, 当今中国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 不同财富基础的农民的劳动供给存在明显差异。但是, 仅有少量文献关注财富基础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尤其是获得财产收入或拥有较多集体经济分红对农民就业选择的影响问题。鉴于此, 本文在微观调研数据的基础上, 利用二元和多分类Probit模型, 研究土地股份合作制条件下的南海农民的就业和职业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二、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南海区深化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研究”课题调研数据。课题组利用2012年暑假, 在佛山南海区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深入调研。调研主要采取召开座谈会和问卷调查两种形式。本次调查共发放1400份问卷, 实际收回1355份;其中农村综合调查问卷147份, 外来人员调查问卷467份, 本地住户调查问卷741份。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本地住户的调查问卷, 内容涵盖家庭特征、成员特征、集体股份分红收入, 具体包括家庭成员人数、家庭劳动力、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参加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和金额、户主和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性质、婚姻状况、从事的职业和股权分配收入等。

(二) 研究方法

研究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经典方法是Logit模型, 根据研究的需要又可分为二分类Logit模型和多分类Logit模型。本文将用这两个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重点考察社区特征中股份分红对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三) 变量的选取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就业和职业选择。就业指具有劳动能力且有劳动愿望的人参加社会劳动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参考章莉等 (2014) 对职业类型的区分方法, 把农民就业类型分为白领、蓝领和服务业三类。白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蓝领是指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服务业是指从事商业、服务业人员。

2. 股份分红

股份分红指南海农民获得的集体经济股份分红收入。样本数据显示, 南海农民2011年人均股份分红收入为6556元, 户均收入为14647元。从失业率来看, 南海农民的失业率为43.05%, 大大高于2012年广东省城镇登记失业率2.5%的水平。从初步的样本数据统计来看, 南海农民股份分红收入与其就业存在相关关系, 因而股份分红是分析南海农民就业行为的关注变量。

3. 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是一束解释变量, 包括个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党员等 (张务伟等, 2011) 。年龄体现劳动力就业的生命周期特征;年龄越大, 越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 (刘玉成等, 2017) 。在工业和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南海地区, 职业或工种对年龄有强烈的偏好。一方面, 雇主希望雇用年轻的、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或者是工作经验丰富的求职者, 年龄偏大以及没有非农工作经验的农民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另一方面, 在目前失业率偏高的形势下, 那些年龄偏大的失业者可能会因为失业时间过长, 从而对寻找工作失去信心, 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选取反映个人因素的指标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

4. 人力资本因素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和技能, 表现为一种存量形式, 它主要通过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 (培训) 和健康投资等途径形成 (张务伟等, 2011) 。受教育水平反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 它对就业率产生正向影响。 (1) 雇主一般要求求职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 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 (2) 根据文凭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假说, 教育程度成为挑选高水平劳动者的识别方法可以减少雇主的信息成本; (3) 文化程度高的人在获取信息方面具有优势 (赵耀辉等, 1997) 。本文选择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因素的衡量指标, 试图探究受教育程度是否影响南海农民就业及职业选择。

5.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即劳动力所在家庭内部的各种相关因素。个人是家庭的成员, 家庭对个人就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 劳动力个人从事何种职业是家庭成员共同决策的结果 (张务伟等, 2011) 。在本文中, 家庭因素的主要指标是家庭人口数量。

(四)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受访的741个南海农民, 平均年龄为46.96岁;男性占60.08%;已婚占89.49%;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4年;获得分红的农民达80.79%;2011年人均集体分红收入为6556.94元;就业率为56.95%;白领、蓝领和服务业就业占比分别为25.78%、55.42%和18.8%。

三、南海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实证分析

(一) 股份分红对南海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 股份分红对南海农民就业存在负向影响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拥有分红与没有分红的人相比, 就业的比率下降了60.8%。从年龄来看, 股份分红对青年农民和中年农民的就业均存在负向影响;前者系数为-0.717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 后者系数为-1.341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从以上的比较看出, 拥有分红的中年农民比青年农民更倾向于不就业,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 股份分红对就业具有更大的替代作用。从性别来看, 从事蓝领工作的男性农民获得股份分红对其就业存在负向影响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然而, 从事蓝领工作的女性农民获得分红并不影响其就业状态。这可能是由于同样从事蓝领工作, 但男性比女性的工作强度更大, 所以男性一旦获得股份分红, 更容易选择不就业。从职业选择看,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获得股份分红的人从事蓝领工作相对于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 (odds) 比没有股份分红的人降低了0.56倍, 且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但是获得股份分红对于从事白领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 个人因素对南海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年龄是南海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第一, 年龄差异意味着知识结构差异。一般来讲, 年轻人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比较新, 更能适应高技术岗位的需要。同时, 与年长者相比, 年轻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 更容易获得白领工作。从表3可以看出, 与服务业比较, 年龄对从事白领工作具有负向影响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即年轻人更容易获得白领工作。第二, 年龄差别通常伴随着生理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 劳动者的体力、健康状况、所能承受的工作强度均会明显下降。尤其对从事蓝领工作的人而言, 年龄增长对他们的体力是更大的挑战。因此, 年纪大的人往往不愿意从事或者不能从事蓝领工作。表3的计量结果也印证了以上结论, 与服务业相比, 年龄对农民从事蓝领工作呈负向影响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第三, 年龄差别可能伴随着心理差别。一般来说, 年轻人由于对住房和耐用品比老年人有更高的需求, 加之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等经济压力, 因而他们往往有更强的就业愿望 (孙良媛等, 2007) 。年龄偏大的劳动者需要照顾孙辈和承担家务, 更容易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本文的计量结果并未印证年龄差距带来的心理差别, 这可能是由于股份分红减少了年轻人的经济压力,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就业压力, 从而缩小了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心理差别。

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是南海农民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婚姻往往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 如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等, 因此, 不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 婚姻状况均会影响他们的就业愿望。表2实证结果显示, 婚姻对女性就业呈正向影响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三四十岁的女性一般对工资要求不高且当地适合她们的工作机会较多, 因而她们更容易找到工作。

(三) 人力资本对南海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证实, 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Sjaastad, 1962) 。一方面, 从求职者来说, 教育可以降低其搜寻工作的信息成本, 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企业选择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劳动者是因为相信他们有较高的生产能力 (盛来运, 2007) 。表3计量结果证实了以上观点,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 从事白领工作相对于从事服务业的发生比提高了0.464倍并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此外, 在区分性别和年龄的模型中, 受教育年限对男性农民、女性农民、中年农民和青年农民从事白领工作均是正向影响, 而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受教育年限的重要影响。然而, 获得分红对于从事白领工作影响并不显著, 即有更高学历的农民是否从事白领工作与其是否获得股份分红无关。

(四) 家庭因素对南海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家庭人口数量多可能带来巨大的家庭经济压力, 迫使农民更加努力地实现就业来增加收入。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 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民就业存在正向影响, 但是并不显著。由于南海农民的股份分红是按人口分配, 家庭人口数量越多, 获得分红越多, 南海农民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多没有明显增加家庭负担, 因而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民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考察了集体经济股份分红对佛山市南海区农民就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股份分红对南海农民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但对不同年龄和从事不同行业的农民影响程度不一样。对中年农民而言, 拥有股份分红使他们更倾向于不就业, 即随着年龄的增加, 股份分红对就业有明显的替代作用。相对于从事服务业而言, 股份分红对从事蓝领工作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但对从事白领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除股份分红外, 个人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因素均会影响农民的就业选择。已婚农民倾向于就业;受教育年限和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民就业影响并不显著;但从职业选择来看, 受教育年限越长, 越有可能从事白领工作。

上述结论对我国顺利推进城镇化和避免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以下政策含义:第一, 政府应区别城镇化过程中原住民和外来人口在就业中面临的不同问题, 尤其是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性收入时, 政府就不仅要考虑就业岗位的供给问题, 更要考虑当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劳动意愿等。应重视提高农民的非农就业能力, 引导农民非农就业, 实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第二, 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 获得股份分红的农民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短期来看, 拥有股份分红可以使他们衣食无忧, 但从长期来看, 一旦未来家庭遭遇健康、贫困等冲击而需要重新就业时, 他们就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 (解安等, 2016) 。所以, 重视他们的就业问题, 鼓励和支持他们尤其是年轻人积极就业, 对于加强当地农民的保障、顺利推进城镇化和避免出现城市贫民窟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