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的香山县, 呈现出濒临大海, 山海交错, 岛屿众多的地理空间格局。这种地理空间的格局, 是随着沙坦的不断淤积和围垦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而不是凝固不变的。明代中后期, 随着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明初编集起来的编户齐民开始大量逃脱里甲户籍的约束, 从而出现了“盗贼日炽”的局面。这些逃脱了里甲体系的“逋负之徒”与那些没有被编入里甲户籍的“化外之民”, 成了明代中后期香山濒海盗寇之患的主要力量。嘉靖年间澳门开埠, 欧洲商人纷纷来到广州贸易, 而澳门也逐渐成为来华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口。同样, 香山本地人也被卷入到了这场国际贸易当中, 许多濒海之民除了以出海捕鱼为其基本生计手段外, 在海上接济夷人, 进行走私贸易, 成为其海上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明代; 空间格局; 海上世界; 盗寇;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建县以来, 香山一直被中央王朝视为盗寇频繁出没之地。实际上, 之所以会成为盗寇活跃之地, 这与香山“濒临大海, 山海交错, 岛屿众多”的地理空间格局息息相关。而这种空间格局并不是凝固不变的, 随着长年沙坦的不断淤积, 海岛之间的逐渐相连, 村落逐渐依山而建, 人群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王朝秩序的逐步建立, 水上人和陆上人之间也在发生着流动与变化, 部分水上人借助不同的历史机遇得以“上岸”, 成为陆上人。明王朝建立以后, 按照一定的原则, 将濒海之民编入了里甲赋役系统中, 有军、民、灶、渔等籍, 向明政府承担各种义务。在香山北部的“大榄都”和“黄旗都”, 以及西部的“龙眼都”这些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卫所屯田, 原先生活在这些岛屿附近的疍民, 被“籍疍为军”, 成为陆地上耕种的农民。在香山县恭常都的香山场, 有许多濒海之民多以盐业为生, 明初将这些从事盐业的人纳入里甲体系, 编为“灶户”。除了军、民、灶户外, 大部分濒海之地的水上人以捕鱼为生, 从事着接济贸易。

一、濒海之地:明代香山的空间格局

香山县“位于广州三角洲之南部, 正当西江、北江及东江出海之处, 为全省水道交通及海运最发达之地”[1] (P21) 。昔日的香山县, 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珠海和澳门。如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由于长久的泥沙淤积, 基本上已经连成陆地了。实际上, 至少在明代中叶以前, 香山仍然是个四面环海, 岛屿交错的地方。

宋代从仕郎广州教授刘汉英撰写的《县令梁公德政碑》中就记载:“广郡之西南, 舟行可四日许, 有屿曰香山, 环峦引海, 旧隶于番、南、莞、新四邑间, 绍兴壬申始割而邑之”[2] (卷之七《艺文志第七》P384) 。在刘汉英看来香山县是一个大的岛屿, 从广州到香山要跨越大海, “舟行四日许”。南宋景炎三年, 宋代庐陵人邓光荐在《浮虚山记》中也记载:

番禺以南, 海浩无涯, 岛屿洲潭, 不可胜计, 其为仙佛之所宫者, 时时有焉。未至香山半程许, 曰浮虚山。山虎踞而凤翥, 钟悬而磬折, 苍然烟波之上, 四望无不通。方空澄而霁, 一望千里, 来航去舶, 棹歌相闻。及微风鼓浪, 喷薄冥迷, 舟望山咫尺, 若不可到。[3] (卷八《艺文志》)

这里记载的浮虚山犹如漂浮在海上, “苍然烟波之上, 四望不通”。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浮虚山, 在县北七十里, 平洁峙海中, 随波上下, 因名”[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301) 。浮虚山在今天阜沙镇内, 石岐以北约15公里处。直到清初, 浮虚山周围才逐步坦露, 渔民常到山边买卖, 逐步形成集市[4] (P151) 。“洲潭岛屿”的南面就是香山的“环海孤屿”, 香山县与南海县隔着“香山海”, 今天的各河口门当时尚属海湾状态[5] (P64) 。不难看出, 香山置县之时, 还是一群四周环海之岛屿, 孤悬于大海边。

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 距今六七千年前, 桂州海进造就的珠江河口湾, 深入内陆150公里以远, 羚羊峡、芦苞、花县、潼湖和开平县水口以下, 是一个多基岩岛屿的河口湾, 诸江分别汇入[6] (P93) 。宋代以前的香山, 就是这个河口湾的一部分。五桂山与甘竹口之间的河口湾浅水区, 北宋时代还比较宽阔, 中山市象角附近稻田下的牡砺壳层就混有北宋铜钱。其后由于许多岛屿逐渐淤露扩大, 把甘竹口与五桂山之间的河口湾, 分割成若干个“小海”, 如石岐海、象角头海、叠石海、分流海、碧鉴海、古镇海、螺州海等等。宋元期间的这些小海, 构成了现今河网的雏形[6] (P100-101) 。现今中山市境内仍然有两处海蚀遗址:一是沙溪镇狮山, 一是在黄圃镇石岭 (1) 。据研究推测, 狮山和石岭海蚀遗迹, 其最低一层距今大约有3000~5000年, 较高一层即上层海蚀遗迹形成年代则更早更古老, 至少距今数万年之久[7] (P148) 。

宋元时期, 香山北部海岛开始淤积, 小榄和古镇已经有少数人迁居到此。宋咸淳末年, 已有何、李、潘等八姓在此聚居。宋末已有曹、古二大族聚居。曹姓居于曹溪, 遂名曹步;古姓聚居古溪, 后名古镇。宋元期间, 石岐西北的象角一带沙坦开始淤浅。据元《南海志》载:“象山角, 舟人视为险滩, 后渐淤为田。”[8] (P76-79) 明代香山人黄佐在嘉靖《香山县志》中, 对自己家乡濒海的地理环境有过精彩的描述:

县城东南山陵, 西北水泽, 设治于屿北, 而四围皆海, 居然一小蓬岛也。大尖、胡洲笔峙于前以为望;乌岩、香炉屏障于左以为镇。龙脉拥入县治, 隐而不露。登高而观, 襟带山海, 真领表之奇境也。西有象角海口, 北有县港海口。潮则弥漫巨浸, 汐则浅隘难渡, 虽近外洋而无番舶之患, 此实滨海咽喉、自然天险、广郡之要津也。[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295)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 “大尖山”“胡洲山”“乌岩山”和“香炉山”其实是“香山岛”周围的屏障, 应该是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在嘉靖《香山县志》所绘制地图 (如图所示) 中, 可以发现“胡洲山”“贵峰山”“凤凰山”“长洲山”“石岐山”“莲峰山”等地名。其中, “大尖山”就是地图上的“贵峰山” (2) 。实际上, 香山县所辖主要由二大片岸陆构成:一为涵“良字”“龙眼”“得能”“大字”“恭常” (“奇独澳”“北山”“沙尾”三村除外) “谷字”等六“都”各村的“香山岛”, 一为涵“黄梁都”各村的“黄梁岛”。“香山岛”的北缘、东缘、西缘, 分别为濒海的“插笏山”“大圜山”“四岩山”“日角山”“象角山”和“湖洲山”[9] (P333-334) 。可以看出香山依然是“四围皆海”, 俨然就是海中“一小蓬岛”, 这种地理格局使得香山也成为“滨海咽喉、自然天险、广郡之要津”。

在“香山岛”和“黄梁岛”周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岛屿, 在这些岛屿之上分布着许多乡村聚落, 大都是依山而建。乾隆年间曾担任过香山知县的暴煜认识到村落分布在岛屿当中的特点, 他指出:“香邑东南距海, 山经水纬以为之界, 其村落多在岛屿, 潆洄波涛, 出没间而往来利涉, 莫若渡船。”[10] (卷九《艺文》P127) 我们从黄佐对乡村聚落地理位置的描述当中, 也可以看出“香山岛”西部的“龙眼都”以及北部的“大榄都”和“黄旗都”, 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

德庆乡龙眼都, 故永乐都龙眼里上围下围, 在县西南二十里, 图九, 三十里海中。村二十七, 曰:青姜、土瓜、叠石、大涌、小洋、婆石、南村、阪尾、竹仔林、象角头、刘坑、沙圃、山尾、岐坑、沙堋下、塘下、大石头、石门、濠涌、坎下、吴家、潘家坑、邧兔、山溪角、旁头、路头、田边。

宁安乡大榄都, 故永宁乡潮居里, 在县北一百里, 图二, 七十里海中。村二, 曰:大榄、小榄。

古海乡黄旗都, 故潮居里, 在县北一百里, 图四, 八十里海中。村五, 曰:黄旗角、潭洲、大黄圃、小黄圃、古镇[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296-297) 。

“三十里海中。村二十七”, 从这些表述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龙眼都”“大榄都”和“黄旗都”这些隔海相望的岛屿上分布着数量不等的聚落形态。“谷字都”的白石村已经是靠近海边了, 也就是说如今的坦洲镇和神湾镇在明代中叶都是大海茫茫。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白石, 西临巨海。”[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296)

图明代香山县的地理形势 (出自嘉靖《香山县志》)

图明代香山县的地理形势 (出自嘉靖《香山县志》)   下载原图

其实, 在香山县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有无数的大小不一的岛屿, 只不过那些岛屿相对县城所在岛屿较远。在上图的底部标有“南至诸蕃大洋”, 表明从香山县出发可以通达到其他更远的岛屿和国家。另外, 黄佐还将那些更边缘的岛屿也加以罗列, 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

不在版图者, 其诸岛今列于左。曰:小湖洲、马盾山、大磨山、小磨石、大罗洲、小罗洲、白椒、芒洲、散洲、白藤洲、鸬鹚洲、桑洲、赤洲、担竿洲、南亭山、竹洲、粉洲、大托、小托、大淋、小淋、文湾、连湾、二湾、三门、浪白、倒触、宿聚、鬼呌、皋兰、鹿胫、潭洲、鸡龙、王鱼洲、知州屿、丫洲、锡坑、箔洲、挛洲、游鱼洲、大吉山、小吉山、九澳山, 其民皆岛夷也”[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302) 。

黄佐当时认为这些岛屿并不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之列, 并且认为这些岛屿住的都是“岛夷”。据汤开建先生考证, 这里提到的“九澳山”, 在今澳门地区, 即路环岛, 亦可称“沙尾”之外洋。“岛夷”是明代文献当中常用的一个对东西洋各国夷人的称呼[11] (P316-317) 。黄佐认为这些不在版图之列的岛屿, 正是明代中期活跃的外国商舶停泊进行走私贸易的地方。

明代中叶以后, 香山北部和西南部的沙坦开始逐渐淤积。大约在明代末期, 香山县除了三角、民众东南濒临洪奇沥和横栏、大涌、板芙一线以西滨临磨刀门未出露外, 石岐以北整个地区已淤积形成[8] (P91) 。明末清初, 是坦洲一带沙坦淤浅浮生的盛期。至清代中叶, 坦洲一带的蜘洲 (今永乐十五村) 、坦洲、孖洲 (今联胜廿二村) 几个原来分离的岛屿, 今已成潮田水网地带。在坦洲西南最边缘的灯笼山, 清中叶还是与其东南的金斗湾为水相隔的孤岛, 随着灯笼山一带围田的陆续出现, 直到1946年才通过合生围等, 最后与大陆连成一片[8] (P105-106) 。随着沙坦的淤积和人为垦殖的加快, 香山县北部和西南部的小岛逐渐相连, 尤其是香山北部的东海十六沙 (今之东凤、南头、黄圃、阜沙、三角、浪网、民众、港口镇大部分地方) 和西海十八沙 (今之小榄、东升、坦背、横栏镇大部分地方) 的形成, 北部海湾的地理格局演变为陆地平原的自然形貌 (3) 。清末民初香山乡贤郑道实, 在描述香山的自然环境与人文风貌的关系时指出:

吾邑三面环海, 有波涛汹涌之观, 擅土地饶沃之美, 民情笃厚, 赋性冒险, 圜阓栉比, 林壑森秀。士生其间, 既获游观之乐, 复鲜生事之厄:孕育涵濡, 历世绵邈;或则家承诗礼, 学有渊源;或则起自孤根, 性耽风雅, 兴之所至, 发为咏歌。虽则丰啬各殊, 显晦异致, 然关河边塞, 能为激壮之音;吊往惊商, 不胜凄惋之调, 鉴其佳什, 奚让前贤。兼以僻处偏隅, 鲜通中土, 无门户主奴之见, 有特立独行之风[12] (P318-319) 。

在这段清末民初香山士大夫对本地区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自然景观的变化, 即从“四围皆海”到“三面环海”。这种濒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香山人“民情笃厚, 赋性冒险”, 富有开拓冒险的精神。正如道光年间曾任香山县令的祝淮所言:“广州滨海县七, 而香山独斗出海中, 勃郁灵淑之气, 与南溟奇甸争雄, 宜其代有伟人, 节义文章, 科名仕宦骎日盛, 且户口殷繁, 驾出他邑而上, 洵广属之沃土奥区也”[13] (P3) 。在这里祝淮认为“独斗出海中”, 赋予了香山“灵淑之气”, 成为“广属之沃土奥区也”。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香山县是一个濒海的地理区域, 这里岛屿纵横, 山海交错。这种地理空间的格局, 是随着沙坦的不断淤积和围垦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刘志伟的研究指出, 珠江三角洲的发育过程, 大致是以西北向东南推进的模式为主, 沙坦的形成, 大多是以在海中形成的无数个沙洲逐渐向外扩张的方式进行。在明代以前形成的老三角洲内, 明清时期仍然不断有新形成的沙坦;而主要在明代以后形成的新三角洲, 也在宋元时期开始有沙坦形成[14] (P14-18) 。

二、明代中后期香山的海上世界

明代中后期, 随着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 明初编集起来的编户齐民开始大量逃脱里甲户籍的约束, 从而出现了“盗贼日炽”的局面。这些逃脱了里甲体系的“逋负之徒”与那些没有被编入里甲户籍的“化外之民”, 成了明代中后期香山濒海盗寇之患的主要力量。嘉靖年间澳门开埠, 欧洲商人纷纷来到广州贸易, 而澳门也逐渐成为来华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口。此后, 香山本地人也被卷入到了这场国际贸易当中, 许多濒海之民都除了以出海捕鱼为其基本生计手段外, 在海上接济夷人, 进行走私贸易, 成为其海上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濒海之地的香山, 明清时期成为海盗十分活跃的地方。香山沿海岛屿众多, 山海交错, 成为盗寇之渊薮。明代正德年间霍滔就提到:“若东莞、若香山、若顺德之民, 多为海寇, 或一夜劫掠数十家, 或聚众十数飘据海洋, 官兵不能追捕, 皆守巡官不能防之于微故也”[15] (卷三十三《方略二十二》) 。明代嘉靖年间香山人黄佐也说到:“吾邑孤僻, 四邻寇虐, 滋蔓甚矣。士欲誉髦, 民欲富庶, 非有官师合志, 择其豪俊行政于乡, 势故不能也, 然则社学以 蒙乡, 以副政教化, 其庶矣哉”[2] (卷之四《教化志第四》P352) 。就连曾经在中国客居22年之久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 (Alvarez Semedo) 在《大中国志》中也提到:“另一个名叫香山 (Gau Xan) 的岛, 葡人称之为Macao (澳门) 。它很小, 而且布满岩石, 易于防守, 有利于海盗和盗贼藏身;确实, 在那时, 有很多盗匪集中在该地, 骚扰附近的海岛”[16] (P208)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也指出:“滨海诸邑, 为盗贼渊薮者, 如增城, 东莞之茶窖、十字窖, 番禺之三曹、波罗海, 南海之仰船冈、茅窖, 顺德之黄头涌、香山, 新会之白水、分水等处, 往往岁集凶徒, 以小艇出没, 珠禁弛则纠党盗珠, 珠禁严则诱倭行劫。此又当诘奸禁宄, 以消其萌矣。”[17] (卷一百《广东一》P4589) 不难看出, 在明清士大夫的眼里, 香山一直被视为盗寇之乡, 难以治理。

实际上, 在元末之时, 香山的高澜山、横琴山附近已经被海寇占据。自明代正统以来, 香山沿海频繁遭遇“盗寇之患”的困扰。检阅地方文献,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土寇”“倭寇”“海寇”“山寇”等的记载。明代正统天顺年间, 珠江三角洲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黄萧养叛乱。香山县的大榄都、龙眼都、黄梁都、黄旗都等地方被卷入到这次叛乱当中, 叛乱之民围攻香山县城。据同治《香山县志》记载:

正统十四年, 南海贼黄萧养作乱。黄梁都贼林帝佑附之, 大榄都、龙眼都民多被诱胁, 惟黄梁都民以梁富言不从乱。旋攻邑城, 乱民附之, 四境奔溃, 指挥林兴妻苏氏率军妇被甲缘城拒守, 城赖安。次年, 都督同知董兴讨萧养, 诛之, 余党平[18] (卷二十二《纪事》P1795) 。

在这次事件当中, 参与到叛乱中的大都为香山沿海的普通农民、疍户以及灶户等等。这次叛乱最为直接的影响, 是在地方社会进一步确立起王朝的正统性, 划清财产占有和社会身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界线[14] (P17) 。在黄萧养乱中, 除了大量的疍民和无籍之人外, 大部分村落的编户以及沿海的灶户也卷入了其中。黄萧养叛乱之后, 香山县部分都下的图甲出现了减少的现象。嘉靖《香山县志》记载:

德庆乡龙眼都, 故永乐都龙眼里上围下围, 在县西南二十里, 图九。本九图, 景泰初黄寇反后止存其六。

古海乡黄旗都, 故潮居里, 在县北一百里, 图四。旧图六, 黄寇后存三图, 今分为四[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296-297) 。

除了龙眼都和黄旗都图甲减少外, 大榄都也不例外。据《中山榄镇刘氏族谱》中的《刘氏籍贯沿革》一文载:“刘氏自洪武迄景泰, 世为大榄都第三图里长。榄原设七图。正统时黄贼萧养作乱, 人民凋落, 户口减耗, 并为三图矣, 天顺六年, 刘氏自第三图移附于榄一。”由此可知, 图甲数减少, 其实是经过重编之后的结果[14] (P23) 。香山场的灶丁也参加到这次叛乱当中, 据康熙《香山县志》记载:

元明初, 灶户六图, 灶排灶甲约六七百户。正统间被寇苏有卿、黄萧养劫杀盐场灶丁, 时盐道吴廷举奏奉勘合查民户煎食盐者, 拨补灶丁, 仅凑盐排二十户, 灶甲数十户, 分上下二栅, 许令筑漏煮盐, 自煎自卖, 供纳丁课[19] (卷三《食货志·盐法》) 。

可见, 在黄萧养乱的影响下, 香山场的大部分灶丁也卷入到其中, 在经过这次叛乱之后, 香山场的灶户数量大为减少, 广东盐道官吴廷举奏“奉勘合查民户煎食盐者, 拨补灶丁”, 仅余“盐排二十户, 灶甲数十户”。

黄萧养叛乱之后, 到了天顺二年, 出现了海贼围攻香山守御千户所, 烧毁备边大船的事件。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

天顺二年三月, 广东副总兵都督同知翁信奏, 海贼四百余徒犯香山千户所, 烧毁备边大船, 其都指挥张通总督不严, 是致失机, 乞正罪章, 下都察院请逮问如律, 别委武臣代之。上曰:通罪本难容, 但今用人之际, 姑宥之, 仍令杀贼, 以赎前罪。十二月, 升广东备倭都司指挥同知张通、按察司佥事谢瓛献及官军十人俱一级, 一百二十五人赏有差, 以斩获海贼故也[20] (卷六十六《外志三·海寇》P1727) 。

从这次事件不难看出, 在当时的香山沿海一带海盗力量多么强大。黄佐在编撰香山县志时, 得知有此一事, 也感叹道:“由此言之, 吾邑海屿孤绝, 寇盗易犯, 不可不防也”[2] (卷之七《艺文志第七》P409) 。

至于海盗的来源, 大部分集中在香山沿海一带。香山沿海的三灶山、大横琴山、九澳山、乌沙海、银涌角这些出产鱼盐矿产的地方, 成为盗寇聚集之地。这些地方早在元末明初就聚集了海盗, 进行着海上通番贸易。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

九星洲山, 九峰分峙, 多石岩、石屋、灵草, 石上溜水甘美, 为番舶往来所汲, 曰天塘水。

大横琴山, 幽峻, 为寇所伏。元末海寇王一据之。洪武二十八年寇平, 诏虚其地。

三灶山, 三石形似名之, 与横琴相对, 皆抵南番大洋。本宋黄字上下二围, 元海寇刘进据之。国初寇平, 复入黄梁都, 有田三百余顷, 皆极膏腴, 编民粮差。后居民吴进深通番为乱。洪武二十六年, 都指挥花茂奏歼渠魁, 悉迁余党, 其田永不许耕。

九澳山, 上东南西对横琴中, 水曰外十字门, 其民皆岛夷也。

乌沙海, 在三灶东, 成化中番舶侵扰, 岁令官军千人防之[2] (卷之一《风土志第一》P301-302) 。

正德年间, 顺德、南海地方豪民勾结官宦势家, 纠集了大批无籍之徒, 在银涌角盗采银矿, 在三灶岛盗耕。嘉靖《香山县志》在谈到本邑的两害时就指出:

吾邑荒薄, 物产不足以克锡贡、承大糦, 然有二害。其一, 恭常都鸡拍村银涌角。宋初产银, 官取上供, 属广州宜禄场。大观中, 广东廉访使黄烈奏言:矿内苗脉微甚, 而浮冗之人以纳官为名, 发毁民田, 骚动邀贩。诏罢宜禄场, 令官封之, 违禁者诛。逾三百年, 人无敢发者。正德中, 顺德豪民勾引势家, 纠集逃叛及白水贼徒, 伪捏朝旨执照, 乃开矿采煎。村民初犹拒之, 其后力不能胜, 尽被屠戮, 而淫其妻女, 使供炊爨, 每岁得银渐至千余两。嘉靖甲辰, 苗脉巳尽, 贼徒乃散, 然其地鸡犬桑柘, 亦俱尽矣。迩来海寇滋多, 皆此曹也。其一, 邑南三灶山, 抵海洋番国, 有田三百余顷, 极其膏腴, 玉粒香美, 甲于一方, 在宋为黄字上下二围, 元时海寇刘进据之, 洪武初属黄梁籍, 居民吴进添通番为乱。二十六年, 都指挥花茂奏讨平之, 悉迁其余党, 诏虚其地, 除豁田税, 永不许耕, 岁令官军千人防守。正德中, 南海势家以新会虚税影占, 亡命之徒附之, 招合傜僮立为十甲, 聚众盗耕。嘉靖十五年, 该都里排, 赎为己业, 已而有钱备者, 素通番舶, 倚强占夺, 里排无如之何, 分上、下围管业, 而哄扰今犹未息。有司丈量, 余田归官。复为势家侵据, 号召海寇, 大为民害焉[2] (卷之八《杂志第八》P414-415) 。

从上述记载, 不难看出银涌角和三灶岛都是有利可图之地。银涌角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三灶岛有良田几百顷, 这是聚集大批“盗采盗耕”之人的根本原因。起初, 银涌角是禁止开采的, 三灶岛也是在明洪武二十六年就下令“永不许耕, 岁令官军千人防守”。到了正德年间, 顺德、南海豪民势家看到有利可图, 在这些地方“盗采盗耕”, 他们所依据的是“朝旨执照”, 实际上凭借的依然是王朝的正统力量;他们依赖的力量为“逃叛及白水贼徒”或“亡命之徒”, 实际上是脱离王朝里甲体系的“无籍之徒”。到了明万历年间, 三灶岛再次出现傜民叛乱, 地方官府出兵追捕, 结果傜民“旋匿旋出”, “黑山弁兵不能御, 又不谙正音, 难以化导”。无奈之下, 明王朝只能依赖一位既通傜语, 又有一定威望的铁匠周高扬, 敕封他为傜官, 设立傜官署。据同治《香山县志》记载:

万历间, 三灶沿山傜民相聚为盗, 官兵追捕, 旋匿旋出, 黑山弁兵不能御, 又不谙正音, 难以化导。东澳人周高扬者, 铁匠也, 鬻器于其市, 习其人, 通其语, 傜众悦之。巡海官至, 则高扬为宣谕, 俗渐革。奏授高扬为傜官, 抚其地, 世其职, 入觐加授宣武将军。崇祯元年卒, 子德显袭, 国朝仍之。德显卒, 子复东袭。复东卒, 子嘉谟袭。嘉谟卒, 子坤袭。乾隆三年, 坤卒, 四年奉裁。是年置盐场大使于三灶。按傜官署在春花园内, 久圮[18] (卷二十二《纪事》P1818-1819) 。

嘉靖以后, 香山沿海的古镇、黄粱都等频繁出现“土贼”“土寇”与“倭寇”为乱。据同治《香山县志》记载:

嘉靖三十三年, 古镇土贼囚其百户尚琼、署新会县广州通判汪应奎, 阴令百户吴相以计斩贼首恶二十八人, 从乱者稍息。时陈文伯煽饥民为乱, 拥众海上。

嘉靖末, 黄梁都土寇结倭寇为乱, 祸甚惨。万历间乃定。

嘉靖末, 蕃寇大举邻邑, 被侵聚百十艘, 将攻邑城, 知县陈揖运筹坚守, 雉堞皆置兵, 鸣桴往来不绝, 贼莫测多少。薄暮, 率文学龙纳言数人, 躬自巡督, 每堞必悬三灯, 时复出奇, 发炮哄, 哄若震电。贼皆喙息, 窥伺旬余, 遂引去。

隆庆六年, 流寇许进美劫掠古镇。

万历八年, 老万山贼肆劫, 海防同知周希尹遣兵平之。先, 嘉靖己巳, 贼据老万山为害, 海道林懋举, 令备倭指挥孙敖征之, 遁去。后复聚, 劫掠船只。至是希尹遣兵, 破其穴而还[18] (卷二十二《纪事》P1806-1814) 。

明代中后期香山县沿海村落盗寇频仍, 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明清鼎革之际, 由于王朝政权的更替, 加上受到“迁海”及“奴变”的影响, 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

自元末到清初, 香山地方社会一直处于长期的动乱当中。明初, 通过“籍疍为军”等各项措施, 把香山濒海之地以鱼、盐等不同生计为业的人群编入了里甲户籍, 使之拥有军、民、灶、渔等不同的身份, 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 向明政府承担一定的赋税。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 随着里甲户籍赋役制度的破坏, 明初被编集起来的编户齐民大量地逃脱里甲户籍的约束, 走上了“亡命逋逃”的道路[21] (P93) 。这些逃脱了里甲体系的“逋负之徒”与那些没有被编入里甲户籍的“化外之民”, 成为了明代中后期香山沿海地方动乱的主要力量。黄佐在嘉靖《香山县志》中对明代中叶出现的寇乱现象进行了分析:“邑本孤屿, 土旷民稀, 自永乐后寇乱不时, 迁徙归并, 已故户口日就减损。弘治初, 番、南、新、顺寄庄益繁, 自恃豪强, 赋役不供, 吾邑里甲贻累日甚, 欲户口之增亦难矣, 异乡逃匿, 猬寓村落者, 谓之流民, 如授以闲土, 使耕垦为田园, 未计租赋, 俾生计岁积, 徐编诸畸零亦可庶也。嗟乎, 荒畛岁区皆为人有, 此策曷施也哉”[2] (卷之二《名物志第二》P309-310) 。在这里, 黄佐已经意识到里甲赋役制度的改革带来的“寄庄”与地方动乱的关系。

三、澳门开埠与海上走私贸易

明代中后期以来, 这些被中央王朝视为“海盗”之人, 其实就是生活在濒海之地普通农民或渔民。早年戴裔煊先生对明代中期倭寇海盗的研究, 就已经指出所谓的“倭寇海盗”, 实际上是不顾封建地主阶级的海禁, 出海从事正常贸易的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及各阶层的人民[22] (P1) 。盗民身份的转变, 取决于海禁政策的变化, “市通则寇转为商, 市禁则商转为寇”[22] (P76) 。

16世纪澳门开埠以来, 澳门逐渐成为西方商人来华贸易的重要港口, 而香山县也逐渐被卷入到了这场全球国际贸易的体系当中, 濒海之民多从事海上走私贸易 (4) 。澳门的开埠, 西方来华贸易量的增加, 带来了大量的民间海上接济贸易。许多来华的西方商人与内地商人勾结, 私自买卖违禁商品, 逃脱关税。明代嘉靖年间的霍与瑕在《上潘大巡广州事宜》说到:“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 乡名游鱼洲, 其民专驾多橹船只, 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 则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 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 满载而去, 满载而还, 追星趁月, 习以为常, 官兵无敢谁何, 比抽分官到, 则番舶中之货无几矣。”[23] (卷十一《上潘大巡广州事宜》) 经学者考证, 这里所说的游鱼洲就是清代的鳌洲, 为一个拥有四条航线的码头区, 即广州往澳门、广州往三水、广州往香山白石渡、广州往高要禄步等地的船只, 均从这里启航[24] (P88) 。

事实上, 明代中后期的香山县濒海之地, 类似于游鱼洲的岛屿无数, 这些岛屿上生活的岛民, 大多从事接济番货之贸易。“香山逼近澳门, 无人而非接济也”, 明代末年的颜俊彦就鲜明地指出, “香山之驾船往返海面者, 无一而非接济”[25] (P436-437) 。这些从事接济之人, 大多都是偷漏关税, 实际上是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明代后期广州府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走私贸易:第一种形式就是公然对抗官府, 完全拒绝缴纳任何关税的特大武装走私。第二种形式是官商勾结, 通过瞒报少报货值、偷税漏税形式来侵吞关税。第三种走私形式是广州府、尤其是香山县的百姓, 他们利用毗邻澳门的地理便利, 肩挑手提常常偷运小额日常用品出境[26] (P90-97) 。其中第三种走私形式, 实际上是明代中后期大多数香山濒海之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手段。

明代末年, 曾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审理了许多走私案件, 后来将其收录在《盟水斋存牍》中。在颜俊彦审理的案件中, 记载了吴明立、陆炳日等在香山和顺德洋面从事木材贸易而遭到兵哨抓捕, 指为接济之罪。据《署香山县谳略》记载[25] (P436-437) , 吴明立“贩木于香、顺之间”, 陆炳日“贩有棕楠沙板等珍贵之木, 往来香顺觅利”。吴明立和陆炳日两人都是既无给照, 亦无税单, 属于漏税之行为。颜俊彦指出:“吴明立之运木也, 既无给照, 又无税单, 则亦漏税之属也。”陆炳日则是“问其告照, 照无有也。问其税单, 单无有也”。对于吴明立和陆炳日无照无单之行为, 颜俊彦判其为漏税之罪, 没收木材充官。

实际上, 濒海之民往往是假托贩卖木材, 实际上可能是偷运违禁物品, “而欲坐以接济之罪”, 则“彼又有辞曰‘未尝携有违禁也, 未尝下海澳也’”[25] (P436) 。何况“其装驾大船, 贩木种种, 既不给帖, 又不告税, 往来海上而莫之敢问, 何也?能保其船无夹带乎?能保其不下澳接济乎?”“船颇不小, 货颇不少, 而未尝告有印照, 给有税单, 此中之以贩卖行其接济者, 此辈是也”[25] (P437) 。晚明广州府走私物资种类繁多。在走私出口物资中, 属于违禁品的有粮食、黄金、刀坯、硝硫、铁锅、铜、锡、私盐、铁板、人口、绸缎、酒、苏木、丝线、戏服、木材、棕竹等, 走私物资的种类遍及日常社会生产、生活各种物资。走私进口的物资主要是香料、名贵木料、牛皮藤、胡椒、天鹅绒及奇珍异宝等[26] (P92) 。

濒海之民的走私贸易, 往往是官商勾结, 同流合污。官府包庇走私贸易才是民间接济之根源所在, 正如颜俊彦在《澳夷接济议》中所言:“看得粤东之大蠹, 莫甚于接济。屡奉两台宪禁, 近以闽院之疏, 复奉旨申饬矣。而奸宄之所引类呼朋, 争为接济, 愈日甚一日, 岂其走死如鹜哉?则亦仅遏其流而未清其源焉耳。职, 刑官也, 于地方利害, 例得条陈。今又视篆香山, 密迩澳地, 稔知接济之根由, 不敢避忌隐匿, 请得而痛言之”[25] (P318) 。明代崇祯年间, 包庇走私贸易的三个主要衙门是香山县衙、香山参府和广州市舶司。颜俊彦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三个衙门是如何包庇走私的情形, 他指出:

职以谓, 香山, 接济之驿递也;香山参府, 接济之领袖也;市舶司, 接济之窝家也。何谓驿递?香山之设有抽盘科, 每船出入必抽丈盘验, 所以严稽核也。今且免盘矣, 不肖县官甚至借此以饱蹊壑, 而更拨防守之兵船为之搬运矣, 此非驿递而何?何谓领袖?香山之置有参府, 汉夷杂处, 恃以弹压, 所以重防守也。各县船艇出入海上, 经其地者, 俱得过而问焉, 而今且亡赖奸徒, 向参府给一小票, 便执为护身符箓, 往来无忌矣。参府既给有小票, 而凡在该地方兵哨所责之拏接济者, 孰非身亲为接济之人, 非领袖而何?何谓窝家?市舶官之设, 所司止衡量物价贵贱多少, 报税足饷而已。接济之事, 原非其所应问也。乃近有不肖司官, 借拿接济之名, 一日而破数百人之家, 致激控部院, 冤惨彻天。夫非接济而指为接济, 则其以接济为生涯者, 不得不依为城社。而诸揽为之线索, 衙役为之爪牙, 在该司踞为垄断, 在群奸视为营窟, 纵横狼藉, 人人侧目, 非窝家而何?[25](P318-319)

不难看出, 香山县衙、香山参府和市舶司之间互相包庇走私, 成为濒海之民从事接济贸易最大的官方保护伞。而要清接济之根源, 就必须要从整顿上述三个衙门开始。颜俊彦指出:

凡船艇出入于香山者, 香山令必亲诣船, 所应抽、应盘, 实实查覆, 除夹带违禁货物、解赃问罪外, 其应纳税报饷者, 照常记数填注印册, 缴报海道, 并移市舶司照簿查收。若县官仍如往年坐收常例, 竟不抽盘, 即以枉法赃论。如是, 而香山之驿递撤矣。凡船艇出入, 非奉两院海道信牌, 不许私自往来海上, 有借粜籴谷米, 买运木石名色, 私自向参府给票, 恣行罔顾者, 本人之罪不必论, 请以其罪并罪参府, 两台疏参提问, 庶惧而知返。如是, 即接济之领袖绝矣。市舶之官, 得此官所费不赀, 其取偿之念甚急, 遂如饿蝇见浆, 不顾死活。然该司陋规, 每年原有数千金, 与盐课不相低昂。天下如此, 衙门亦不一二见, 分外生事, 尽自可已……如是而接济之窝家除矣[25] (P319) 。

这些在陆地上从事接济贸易的濒海之民, 实际上是海上海盗活动频繁的根源所在。明代崇祯年间担任新安知县的周希曜指出:“看得新之流患在海, 而海之隐忧在彝。彝居澳地, 立有商市, 可无虞矣。然有窟穴于澳中, 往来海上, 暗通接济者, 则异域奸棍也。异棍多窜身于澳艇以作奸, 漂泊半海等山, 托名种烟烧炭, 交结土宄, 投人厚资, 收买违禁货物, 运售彝地”[27] (P395) 。明代嘉靖年间的朱纨也说:“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难, 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 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闻此地事未举而谤先行, 效未见而肘先掣, 山海渊薮视为表里, 衣冠剑戟相为主宾。利于此必不利于彼, 善于始必不善于终。此海道历年养乱, 所以至于此极也。”[28] (卷205P2156)

四、余论

美国学者施坚雅先生, 按照流域盆地的自然特性, 把中国划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东北九大区域。岭南是流域盆地, 包括西江、北江和东江;东南沿海包括从武夷山奔流入海的大量河流形成的盆地[29] (P243-247) 。在这里, 施坚雅将岭南划为与东南沿海并立的一个独立的区域, 实际上, 如果从海岸线的延续性来看, 从浙江一直到福建、广东、广西一带的东南沿海地带也完全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另一个美国学者穆黛安, 将东南沿海的海域划分为三个水上世界, 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言语和经济动力, 以及独特的社会动荡和集体行动的形态。其中第三个, 即是“南中国海的广东水上世界”, 从广东中部的东江盆地, 往西延伸到越南沿海[30] (P145) 。

珠江三角洲, 属于穆黛安所划分的第三个水上世界 (5) 。濒海之地的香山县,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南部, 也是这个水上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濒海的地理空间里, 既有岛屿陆地, 又有海洋。穆黛安认为水上世界, 像陆地一样, 也有一系列的生态系统, 支持着高度专业化的海洋社群。为了获取生态系统里的资源, 渔民像农民耕作土地一般地耕作海洋, 而商人则以其适应各型水域的船舶穿梭于水面[30] (P146) 。虽然穆氏将珠江三角洲视为一个水上世界, 但其实在这个濒海的地区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概念来界定, 他自己也认识到, 华南海岸不应被视为海洋与陆地的分界, 而应被视为一个广大而模稜的地区, 各种群居生活形态, 在那里逐步地互相交替。刘志伟的研究指出, 历史时期地理空间格局的区域结构, 是区域内历史文化重塑的过程, 空间格局的社会过程,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31] (P14-24) 。实际上, 明代的香山县呈现出的是一个水陆交错的地理空间, 在这个空间格局下, 尤其是明代中叶澳门开埠以后, 香山本地人也被卷入到了这场国际贸易当中, 许多濒海之民除了以出海捕鱼为其基本生计手段外, 在海上接济夷人, 进行走私贸易, 成为其海上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