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研究发现: (1) 三十多年来,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 根据不同指标的测度, 下降幅度约14%～21%; (2) 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 再逐步下降, 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 收入流动会使得长期基尼系数下降10%～25%, 但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 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长期贫困问题需要关注; (3) 对不同角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讨论发现, 政府补贴、家庭禀赋 (劳动力或土地) 、学校教育、社会资本 (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 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 实现阶层跃迁, 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 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 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 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收入分配、阶层固化等重要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收入流动;收入分配;教育;政府补贴;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过, 市场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 也伴随着收入差距大幅度上升等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共同贫穷”, 2008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1, 其后虽然逐年回落, 但仍然维持高位, 2017年为0.467。基于这一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等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很多的研究对此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程永宏, 2007;李实、罗楚亮, 2011;刘伟、蔡志洲, 2017) , 也有一些研究对与收入密切相关的消费差距等问题做了很好的探讨 (臧旭恒, 2017;何宜庆等, 2017) 。关于如何看待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理论上有两个研究方向。一些文献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直接关乎公平、关乎民生。还有一支文献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本身并不是问题, 关键是要研究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 这一机制是否符合公平正义, 这样才能制定合适的政策在确保基本社会保障的前提下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杨汝岱、朱诗娥, 2007) 。正是在这一逻辑体系下, 产生了收入流动的相关研究 (Fields, 2001;Shorrocks, 1984) 。收入流动是指同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在不同时点所处阶层的差异, 衡量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一般而言, 本文讨论收入分配都是指截面差异, 即在同一个时点, 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收入流动则是研究这种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比如, 在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群体中, 第一年的收入分布为 (1, 0) , 第二年的收入分布为 (0, 1) , 独立来看, 每年的收入差距都非常大, 一个人获得所有收入, 另一个人一无所获。但如果动态地看, 这个分配是非常平均的。由此可见, 收入流动同样是研究收入分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收入差距非常大, 但是收入流动性非常好, 处于收入底层的家户有上升通道, 那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一定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如果收入差距大, 收入流动性也差, 阶层固化非常严重, 这种收入结构将对低收入群体非常不利, 他们很难通过不断努力实现阶层跃迁, 社会矛盾将会不断被激发。

自从Shorrocks (1984) 等文献提出收入流动的概念及相关度量方法以来, 很多文献在不断改进方法的同时, 都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研究 (Fields, 2010) 。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 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 如Piketty和Saez (2006) 、Chetty等 (2014) 对美国的研究, Van Kerm (2004) 对比利时、德国等的研究, Jarvis和Jenkins (1998) 对英国的研究。较早的一篇文献对相关研究做了很好的综述 (Fields, 2001) 。比较而言,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流动的研究就非常少, 关于中国的研究就更少。Nee (1994) 用中国早期的数据对农村收入流动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主要探讨转型前后收入流动的基本情况;Ravallion和Chen (2007, 2011) 认为收入流动性是影响极端贫困的重要原因;Khor和Pencavel (2010) 比较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问题, 并重点讨论了收入流动对于长期收入分配的影响, 发现中国的收入流动性相对更高, 更利于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此外, 王海港 (2005) 、周兴和王芳 (2010) 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数据对不同时期的城乡居民收入流动做了详细的分析;尹恒等 (2006) 则集中讨论90年代早期和后期的收入流动差异。和本文研究数据最为接近的是, 孙文凯等 (2007) 用1986~2001年6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农户收入流动, 并从教育、务工等角度分析异质性。章奇等 (2007) 用同一个数据重点讨论收入流动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果再进一步拓展到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 文献相对就更丰富一些。比如, 阳义南和连玉君 (2015) 、李路路和朱斌 (2015) 对代际流动的基本事实做了很好的描述性分析;罗楚亮和刘晓霞 (2018) 讨论教育扩张对于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孙三百等 (2012) 讨论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于收入代际流动的影响;李力行和周广肃 (2014) 研究家庭借贷约束与社会流动性的关系。总结现有这些研究,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 数据方面的拓展。现有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团队维护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调查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 CHIP) 数据, 这个数据从1988年开始收集, 每隔5~7年调查一次, 调查中会请家户回溯过去4年的收入, 从而构成一个5年的短期面板。该数据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对于收入流动问题的研究, 还是存在每次调查独立抽样、只有收入面板等不足。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CHNS) 数据 (王海港, 2005) 和早期的固定观察点数据 (孙文凯, 2007;章奇等, 2007) 为基础。本文希望用长面板跟踪数据进一步拓展这些研究成果。第二, 以数据的拓展为基础, 本文可以对已有文献中讨论的与收入流动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做进一步的验证。比如, 收入流动如何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收入流动与反贫困问题, 影响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等。并进一步利用长期数据, 从跨期角度研究这些问题的动态演变。

根据前面的讨论, 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万多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本文首先对收入流动及其相关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问题做初步讨论, 再研究收入流动对于反贫困、收入差距等问题的影响, 最后从不同角度讨论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演变。研究发现, 三十多年来,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 收入流动在缓解长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不断下降;影响机制方面, 政府补贴、家庭禀赋 (劳动力或土地) 、学校教育、社会资本 (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 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 实现阶层跃迁, 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 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 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 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数据与典型事实描述, 第三节是关于收入流动的基本情况, 第四节讨论影响收入流动的重要因素, 第五节是基本结论与扩展。

(一) 数据描述

本文首先对使用的数据做简要说明。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是1984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 目前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农村部共管, 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记账式调研数据。固定观察点从1985年进行预调研, 1986年开始正式调研, 1992年和1994年数据质量较差, 没有收入数据集, 到2017年刚好收集30年跟踪数据。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用到了该数据, 不过基本都使用的是子样本, 几乎还没有使用全样本的研究成果。表1列出了该数据调查的一些基本情况。从1986至2017年, 早期每年调查户数约25000户, 后来对样本做了些调整, 每年调查户稳定在约20000户。从面板情况来看, 30年共有644550个观测值, 涉及41865户农户, 每户平均跟踪年限约16年, 但具体跟踪年限差异较大, 30% (约13000户) 的调查年数在26年以上, 但由于最近几年样本调整幅度较大, 也有40%的户调查年数在8年以下。总体而言, 该数据集覆盖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的几乎所有年份, 且构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面板数据, 具有较高的数据质量, 问卷设计对农户收入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 有利于本研究的顺利进行。

(二) 收入增长基本情况

收入是本文关心的核心变量, 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户家庭收入做了较为详细的调查, 相关收入项目包括家庭总收入和家庭纯收入等。家庭总收入是指农户家庭年内从各种来源得到的全部实际收入, 包括从集体和各类企业得到的收入、家庭经营 (包括私人经营) 收入、外出劳务收入以及其他非借贷性收入。家庭纯收入是指总收入中扣除转移性收入和经营费用性支出后, 可以直接用来进行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改善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在固定观察点调查中的计算方式为:家庭纯收入= (家庭总收入-调查补贴收入-农村内部亲友赠送收入-变卖财务收入) - (家庭经营费用+缴纳税金+上交村组) 。家庭纯收入除以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即得到家庭人均纯收入, 家庭纯收入除以家庭劳动人口数量即得到家庭劳均纯收入, 家庭劳动人口数量定义为家庭常住人口中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非学生成员人数。图1左图反映了1986~2017年间农户收入变化的基本情况, 三十多年来, 名义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近30倍, 从524.5元上涨到14389.1元, 但同期物价水平也涨了约5倍, 扣除物价因素后, 人均纯收入和劳均纯收入分别上涨了6.08和5.42倍。从时间上看, 农户收入增长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点, 1986~1995年增速较快, 1996~2001年增速较慢, 2002~2017年增速最快。图1右图进一步讨论了收入增长的结构。数据显示, 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 1986年以来, 这两项毛收入 (没有剔除家庭经营成本和外出务工成本) 实际增长分别为2.7倍和49.6倍。由此可见, 家庭经营是农户收入的基本保障, 而务工收入是农户收入快速增长的最重要来源, 尤其2002年以后, 收入迅速增长主要就是因为外出务工收入的迅猛增长。

与收入流动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反映收入的静态分布, 而收入流动反映这种分布的动态演变, 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本身就是相对收入分配而言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有很多, 本文以最为常用的基尼系数为主, 同时参考GE指数 (Shorrocks, 1984) 的结果。GE指数计算中, 根据参数值a的取值差异, 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a可以取-1、0、1等值,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不平等度量含义, a取值为1时即为泰尔指数 (Theil Index) 。图2左图中几个指标反映了收入分配动态演变, 右图是分地区计算的基尼系数。总体来看, 收入分配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以基尼系数为例, 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 再逐步下降到2017年的0.33。GE指数 (a=0) 和泰尔指数也表现出基本相同的趋势。分地区看,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跨期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但数值上还是存在显著差异, 中部地区收入差距最小, 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在2002年之前较大, 2002年之后下降很快。

收入流动是指同一家庭在不同时点所处阶层的差异, 衡量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一般而言, 本文讨论收入分配都是指截面差异, 即在同一个时点, 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收入流动则是研究这种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变。由此可见, 收入流动同样是研究收入分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收入差距非常大, 但是收入流动性非常好, 处于收入底层的家户有上升通道, 那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一定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如果收入差距大, 收入流动性也差, 阶层固化非常严重, 这种收入结构将对低收入群体非常不利, 他们很难通过不断努力实现阶层跃迁。收入流动性强会平滑短期的高收入差距, 降低长期收入差距;反之, 收入流动性弱时, 即使短期收入差距较小, 在长期也会被不断放大。改革开放40年来, 收入差距问题一直都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基尼系数的微小变化都会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 由于数据缺乏等各方面原因, 已有研究对收入流动性的关注严重不足。研究收入流动性的前提是要有面板跟踪数据, 由于流动性是个相对长期的问题, 最好要有长期面板跟踪数据, 这对于中国研究而言是非常稀缺的。固定观察点数据的数据结构和问卷设计为本文研究收入流动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一) 收入流动

根据众多文献的讨论, 收入转换矩阵是研究收入流动的最重要工具, 本文沿袭这个思路, 首先计算1986年以来的收入转换矩阵。本文将每一期样本按照家庭人均纯收入等分为5个组 (各占20%样本, 分别称为低收入组、较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较高收入组、高收入组) , 从而得到每个家户所处的收入分组, 再来考察下一期该家户所处收入分组的变化。为提高各阶段收入流动的可比性, 将1986~2017年按照基本相同的时间间距分为5组, 即1986~1991年、1993~1999年、2000~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7年, 这5组包括的样本数分别为22703户、16572户、17662户、17128户、16647户。另外, 为考察收入流动在一个超长时期内的变化, 将1986~2017年分为一个组, 样本数为11872户, 即1986年的所有调查户中有11872户在2017年仍然属于调查户, 本文可以讨论这些户收入的相对变化。表2列出了各个时间段的农户收入流动矩阵, 同时列出了样本数量和样本比例。以1986~1991年时间段为例, 1986年处于低收入组的农户中, 到1991年仍有43%的农户处于低收入组, 有26%跃迁到较低收入组, 有16%跃迁到中等收入组, 有10%跃迁到较高收入组, 有4%跃迁到高收入组。同理可以解释其他各时间段的收入转换矩阵。从前面5组5年间隔时间段的转换矩阵来看, 收入流动性还是略有不足, 存在一定的阶层固化问题。首先看对角线的阶层不变比例, 低收入组中41%~49%的比例在5年以后仍然位于低收入组;高收入组中45%~53%的比例在5年后仍然位于高收入组;中间3个组的阶层不变, 比例大约为25%。再从分组看, 低收入组的流动性是最差的, 5个时间段数据均显示, 低收入组农户在5年后有约70%仍然处于低收入组或较低收入组, 只有30%的农户实现了向更高收入组的跃迁。由此可见, 农村反贫困问题的确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之相对应, 高收入组的向下流动概率也非常小, 约75%的比例在5年后仍然处于高收入组或较高收入组。中间3个收入组的流动性则较强。最后, 从1986~2017年时间段的超长时期内的收入流动性数据可以看到, 长期收入流动性要远远高于短期流动性, 但同时也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贫困问题——1986年的低收入组农户中有34%的比例到2017年仍然处于低收入组。

以收入转换矩阵为基础, 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可以更简练地体现收入流动情况。比较常用的包括Shorrocks指数和平均流动指数。Shorrocks指数定义为M (p) =[n-tr (p) ]/ (n-1) 。n表示收入分组数量, tr (p) 表示收入转换矩阵的迹, 即矩阵对角线数值之和。收入流动性越强, tr (p) 越小, M (p) 越大。平均流动指数 (Average Mobility Index) 定义为。n表示收入分组数量, i、j分别表示转换矩阵的行编号和列编号, p_ij表示转换矩阵第i行第j列的值, AMI表示农户偏离初始年份所在收入分组的程度, 偏离越远时, 赋予更高的权重|i-j|, AMI取值越大表示收入流动性越强。根据定义, 每一个时间段的样本均可以得到收入转换矩阵, 从而计算Shorrocks指数和平均流动指数。本文按照3年一段的方式将所有年份分为15段, 即1986~1990年、1990~1993年, 以此类推到2015~2017年, 再计算每年的收入转换矩阵和收入流动指数。图3显示了两个指数的计算结果, 三十多年来, 以Shorrocks指数衡量的收入流动程度由0.77下降到0.66, 下降幅度为14%;以平均流动指数衡量的收入程度由4.67下降到3.68, 下降幅度21%。前面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在经历前期的上升后一直在缓慢回落, 但与此同时却发现收入流动性也在不断下降。收入差距虽然在缩小, 但低收入农户处于持续贫困的概率却在上升, 相对于收入差距, 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

(二) 收入流动动态

进一步以1986年样本为例来考察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变。本文的数据中, 1986年有27505户家户样本, 在随后的年份, 不断会有一些样本损失, 比如, 1987和1988年分别有25003户和24397户被继续调查, 到2016年和2017年, 1986年样本户中仍有12419户和11872户被跟踪调查。图4左图显示了1986年样本的5个收入分组在后续年份中仍然处于相同分组的样本比例。比如, 1987年跟踪的25003个样本中有5070个家户为低收入组, 其中2975个家户在1986年同样为低收入组, 占比58.7%。从图4中可以看到, 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流动性较弱, 1986年样本户中, 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中有58.7%和59.1%的家户1987年处于对应收入组, 有32.8%和32.3%的家户到2017年仍然处于对应收入组。相对而言, 其他3个组的流动性更强, 从1987年到2017年, 大约有35%到22%的家户处于相同收入组。图4右图考察1986年每个收入分组样本中, 到后续年份中所处分组的得分均值, 比如, 1986年的低收入组 (分值为1) 到1987年会分布到从1到5的不同分组中, 这些家户的分组得分均值为1.71, 到2017年, 得分均值为2.40。相应地, 另外4个组的得分均值由1987年的2.36、2.99、3.60、4.35演进到2017年的2.74、2.96、3.24、3.50。在一个社会流动性非常理想的社会, 如果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不同收入分组的家户应该要分布到不同的分组中去, 各组得到基本接近的得分均值。从1986年的样本家户在随后三十多年的收入流动情况来看, 各组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 且一直延续到2017年, 5个组的收入水平虽然略有收敛, 但基本上还是泾渭分明, 一定程度上存在阶层固化现象。

(三) 收入流动与收入分配

收入流动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 高收入流动性会缓解收入不平等, 反之, 低收入流动性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前文关于收入流动的分析都是将收入分为5组, 本文接下来将收入分组进一步细化, 考察不同组别家户的长期收入增长问题。图5考察了200等分收入组1986~2001年和2002~2017年两个时间段的长期收入增长情况。左图的分组依据1986年和2001年的平均收入, 右图的分组依据是2001年和2017年的平均收入, 纵轴为收入的对数差。从图中可以看到, 在2002年之前, 长期收入增长是更强烈的偏向高收入阶层, 收入越高的阶层收入增长速度也越快, 这显然会扩大收入差距。2002年之后, 这种情况略有改善, 相对而言, 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在下降。这一结论和图2显示的宏观基尼系数一致, 2002年之前收入差距在扩大, 2002年之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图5再次提醒我们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 最低收入阶层一直都是收入增长速度较慢的。

接下来再以不平等指标为基础看长期收入流动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基尼系数为例, 本文在计算基尼系数时, 可以截面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 也可以若干年的平均收入为基础进行计算。由于存在收入流动性, 长期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应该比截面数据计算的要小一些。同样将样本分为1986~2001年和2002~2017年两个时间段, 来看收入流动对于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表3中, 本文首先以每年截面数据计算不平等指标, 再计算不平等指标的均值, 比如, 1986~2001年, 每年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93;接下来先计算样本家户在这个时间段的平均收入, 计算平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比如, 1986~2001年被调查家户的平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2。截面基尼系数均值为0.393, 长期收入基尼系数为0.342, 下降13.0%, 也就是说, 收入流动使得长期不平等程度下降了13.0%。同理, 收入流动使得以GE (a=0) 指数和泰尔指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别下降了27.2%和26.0%。而2002~2017年, 收入流动使得这3个指标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分别下降了20.5%、25.1%、10.8%。收入流动降低长期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下降, 这与本文观察到的图3显示的收入流动性下降非常吻合。只有较高的收入流动性, 才能更好地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

前文的分析表明, 收入流动性对于一个社会的平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那接下来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影响收入流动?现有的文献 (王海港, 2005;孙文凯等, 2007;尹恒等, 2006;王洪亮等, 2012) 从教育、年龄、人口结构、社会保障、机会公平等多方面讨论了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由于缺乏长期面板数据, 现有很多研究只能做分组样本的异质性讨论, 本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完善。结合现有文献研究, 本文将影响收入流动的因素分为4个维度:政府补贴、家庭禀赋 (包括劳动和土地) 、教育 (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 、社会资本 (包括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 , 以计量检验的方式讨论这些因素对于收入流动的影响。检验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为家户收入的阶层跃迁值。本文将家户按收入水平等分为5个组, 家户跨组跃迁的程度即为Diff_inctile的取值。比如, 家户上一期处于低收入阶层, 本期处于较低收入阶层, 则Diff_inctile取值为1, 如果本期处于中等收入阶层, 则Diff_inctile取值为2, 以此类推;反之, 如果家户上一期处于高收入阶层, 本期处于较高收入阶层, 则Diff_inctile取值为-1, 以此类推。X表示本文关注的4类7组影响因素, inc家户收入是基本控制变量, 具体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4。家庭劳动力数量是指年龄在18至60岁之间的非学生成员数量, 劳动力教育水平用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表示, 劳动力专业技能用家庭劳动力中是否有人具备各种类型的专业技能 (比如种植、养殖、泥工、瓦工等) 虚拟变量表示, 政府补贴收入包括从政府部门获得的各类补贴 (比如农田补贴、种植补贴、贫困户补贴等) , 为控制住随时间不变的家户特征和随时间变化的经济周期因素影响, 是否干部户是指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具有干部身份 (比如村干部、各级国家干部、教师等) 。

根据前面的讨论, 本文设定 (1) 式和 (2) 式检验方程。 (1) 式是基准检验模型, 在控制住基本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变量的基础上, 加入家户和年份固定效应, 考察X变量 (即前文分析的4类7组因素) 对于阶层跃迁的影响。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列于表5第一组中。从第一组的结果可以看到, 4类因素都与收入正向流动正相关, 也就是说, 获得更高的补贴收入、家庭具有更高的土地和劳动等自然禀赋、家庭劳动力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或具备专业技术技能、家庭具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等, 都有利于家户的收入阶层跃迁。这与现有文献截面数据研究和短面板研究结论基本类似 (尹恒等, 2006;罗楚亮、刘晓霞, 2018)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三十多年来, 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政府、禀赋、教育、社会资本等不同要素对于收入增长的相对重要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基准结果中不同因素对阶层跃迁都会有正向影响, 那这种影响程度是否在随时间变化呢?由此, 本文设立 (2) 式的检验方程, 引入X与时间Year的交互项, 同样控制家户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考察X对于阶层跃迁的影响程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根据前文关于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的典型事实分析, 本文设定2002年的时间节点, 考察2002年之前和2002年之后影响程度的三重差分变化。全样本结果列于表5第二组, 2002年之前样本回归结果列于第三组, 2002年之后样本回归结果列于第四组。对比3组结果, 本文有一些很有意义的发现。在促进家户收入阶层正向跃迁方面, 相对于2002年之前, 平均而言, 政府补贴、家庭禀赋、正常学校教育、社会资本的作用都在下降, 但拥有专业技术技能对提高收入阶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本文观察到的收入流动性持续下降相吻合, 也与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有关。2002年之前处于市场化前期, 要素市场竞争还不够充分, 土地和劳动禀赋、教育、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都是相对稀缺的要素, 拥有更多这些要素的家户一般不但能拥有更高的收入, 而且收入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快, 有利于实现阶层跃迁。2002年之后, 自然禀赋相对资本的回报率普遍下降, 一般教育的稀缺性大幅下降, 一般意义的社会资本也难以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 这些要素虽然还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户收入, 但提高的程度相对下降。而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竞争会有利于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获得更高的回报。

(2) 式的检验对时间分组还是非常粗糙, 只区分了2002年之前和之后, 无法观察到更细致的年度之间的影响程度的变化。为此, 本文对 (1) 式的检验做进一步拓展, 用每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 回归中控制住省份固定效应, 得到X的回归系数, 考察这个系数的跨年度变化。从4类影响因素中各选择一个变量, 即政府补贴、劳动禀赋、专业技术、干部身份, 得到年度回归系数, 列于图6中, 回归系数点标注了显著性水平,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到, 年度回归系数和表5的分段回归结果还是非常吻合的。政府补贴在早期的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后期, 不过2013年以来, 政府补贴的动态效应与阶层跃迁又显示有正相关关系, 这可能与最近几年的较大力度扶贫有关。劳动力禀赋的作用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两期都有显著正的回归系数, 说明劳动力禀赋对于提高农户收入非常重要, 但2002年之前时间上有正相关关系, 2002年之后不明显, 几乎没什么规律。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回归系数一直为正, 且系数越来越大, 即影响程度越来越大, 随着要素市场越来越成熟, 专业技能的回报会越来越高。社会资本回归系数一直为正, 且非常显著, 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农户收入很有意义, 但系数呈现较为明显的倒U型, 即随着时间推移, 其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约2万多户, 共计644550个户—年观测值的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问题。本文得到几点主要结论。第一, 收入流动性在不断下降。三十多年来,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 以Shorrocks指数衡量的收入流动程度由0.765下降到0.66, 下降幅度为14%, 以平均流动指数衡量的收入流动程度由4.67下降到3.68, 下降幅度为21%。第二, 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 但阶层固化现象开始显现。基尼系数从1986年的0.37缓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 再逐步下降, 最近几年稳定在0.33左右。泰尔指数从1986年的0.25上升到2002年的峰值0.33, 最近几年稳定在0.20左右。收入流动使得以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衡量的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了10%~25%, 但这种作用在不断下降, 由于流动性下降带来的阶层固化问题值得关注。第三, 政府补贴、家庭禀赋 (劳动力或土地) 、学校教育、社会资本 (党员身份或干部身份) 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 实现阶层跃迁;但相对于2002年之前的市场化前期, 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断下降, 越来越难以带来阶层跃迁, 而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回报在快速上升。相对于现有研究,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第一, 数据方面的拓展。原有关于收入流动的经典研究多基于CHIP和CHNS等数据, 本文用长期面板跟踪数据进一步检验和拓展这些研究成果, 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考察农村收入流动问题, 有一定的研究意义。第二, 以数据的拓展为基础, 本文对已有文献中讨论的与收入流动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做进一步的验证。比如, 收入流动如何缓解长期收入不平等?收入流动与反贫困问题, 影响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等。并得到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结论。

当然, 本文主要着眼于讨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村收入流动的一些基本事实, 试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看待这个问题, 研究还较为粗糙, 更多是在提出问题, 没有将有关结论做更为细致的探讨, 还存在很多的不足。后续研究中, 希望能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 关于收入流动本身的探讨。在长时期内, 收入流动与代际流动密切相关, 本文暂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后续有必要详细研究。第二, 关于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探讨。对于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结合现有文献研究的结论, 在长时期内进行了拓展, 但本文集中于整体分析, 并没有具体选择一个角度做严格的因果检验, 这就使得文章的结论离政策含义还有一定距离, 这将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第三, 现有研究提示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比如, 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贫困问题仍然存在, 政府直接补贴、农产品价格托底等政策对于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要素市场的影响, 与阶层跃迁难度越来越大相伴随的阶层固化现象等, 后续可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