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2003-2015年美国畜禽食品召回事件的数据资料, 运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对食品召回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对食品召回率有显著影响, 而且食品召回率与食品召回启动时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 但仅有3%的食品召回事件的启动时间出现在拐点之后, 因而对于97%的食品召回事件而言, 缩短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将促进召回率显著提高。同时,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主体对食品召回率有显著影响。相对于监管食品安全的政府部门, 食品供应链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并启动召回行动的效果显著。另外, 美国畜禽食品召回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 提高食品召回率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关键词：食品安全; 食品召回启动时间; 召回率; 畜禽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食品安全问题出现后, 企业未及时启动食品召回程序, 问题食品将沿着供应链从生产环节延伸到消费环节, 将增大安全风险。我国目前的食品召回制度主要涉及三个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2015年10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3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 其中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 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 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不过, 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起步相对较晚, 存在着召回食品范围过窄、召回食品处理结果不同等若干缺陷。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食品召回制度, 促进了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有利地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鉴于此, 本文对美国畜禽食品召回事件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完善我国食品召回制度与法律体系, 提供相应的借鉴与启示。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主要从召回时间和召回率两方面研究了食品召回效果。Teratanavatet等 (2005) 将食品召回时间分成启动时间和完成时间并发现,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管局的抽样检查项目提高了食品安全问题甄别速度, 而食品销售范围对完成时间有显著影响。由于食品召回对企业具有负面影响, 因此食品企业可能选择延迟食品召回时间以减少经济损失。就食品召回率而言, Hooker等 (2005) 发现, 加工品的召回率高于生鲜品, 而且小规模生产商的食品召回率高于大生产商;Seys等 (2016) 认为, 食品召回率与召回规模、产品范围、食品安全问题的追溯调查等因素有关。

尽管国内缺乏完整的食品召回数据信息, 对食品召回问题进行量化分析难度较大, 但也有个别学者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食品召回对企业的影响方面, 张肇中、张莹 (2018) 发现, 食品召回事件对企业的收益率具有较为持久的影响。关于食品召回的主动性方面, 唐晓纯 (2011) 发现, 在我国责令召回明显多于主动召回, 而美国和加拿大几乎100%为自愿召回。对于如何提高食品召回的及时性, 徐芬和陈红华 (2014) 指出, 降低食品召回成本可激励企业及时启动召回;尹世久等 (2017) 认为, 完善食品可追溯体系有助于减少问题诊断时间, 及时启动食品召回。对于食品不安全行为的解决方案。周小梅 (2015) 提出, 应构建多中心嵌入模式的基本框架, 进而探讨多中心嵌入模式约束企业提供不安全食品行为的实现机制。对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方面。李清光等 (2015) 提出, 食品安全风险相似地区的政府监管部门区域要构建协作的框架并建立区域性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机制。

虽然现有文献对食品召回问题做了多方面研究并且涉及到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和召回率, 但对于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对召回率的影响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而且未考察两者的非线性关系。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以美国畜禽食品为例, 实证分析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对召回率的影响。本文形成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导食品企业提高食品召回管理水平。

二、缩短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对召回率影响的现实与理论分析

(一) 美国食品召回制度的现实分析

食品安全管理方面, 美国的技术水平一直相对较高, 但是其食品安全问题仍然非常突出。根据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enter for Disease and Prevention, CDC) 的报道, 美国每年大约发生4800万个食源性疾病案例, 导致12.8万人住院和3000人死亡。为了消除或减轻食品安全危害, 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建立了食品召回制度。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局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 负责监督美国畜禽食品的召回。当市场中出现问题食品, FSIS将展开调查并根据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启动食品召回程序。如果食品召回被启动, FSIS将监测食品召回效果以确保企业采取了必要措施召回问题食品。为提高食品召回效果, FSIS强调对食品安全事件应做出迅速反应, 要求企业及时通知所有相关销售商召回问题食品。如果FSIS发现企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召回问题食品, FSIS将对市场上的问题食品进行扣留 (FSIS Directive, 2013) 。

食品安全问题的调查时间对召回率的影响具有正反两种效应。2013年FSIS颁布的畜禽食品召回指导性意见对美国畜禽食品的调查程序具有明确的规定 (FSIS Directive, 2013) 。如果FSIS了解到有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将组织人员进行调查, 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给食品召回委员会, 通过评估对消费者健康的危害程度做出是否启动召回的决策。如果食品召回委员会建议启动召回, FSIS将在官网上发布食品召回公告。从理论上讲, 对食品安全问题调查的越细致, 调查中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越准确, 越有利于提高召回率, 但调查所需时间也会越长, 导致问题食品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会延长, 增加召回的难度, 不利于提高召回率。因此, 调查时间长短的选择需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 又不能太长而耽误召回程序及时启动。

(二) 食品召回时间对召回率影响的理论分析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 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被发现, 并经过调查, 查清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问题食品的种类和批次、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启动食品召回程序。本文将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分成两个时段:第一时段是食品安全问题发现时间 (t1) , 即从问题食品生产期到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所经历的时间间隔;第二时段是食品安全问题调查时间 (t2) , 即发现问题食品到启动食品召回所经历的时间间隔 (如图1) 。

食品安全问题发现时间通过问题食品分销的广度和深度作用于召回率。食品沿着供应链从生产环节逐渐流向消费环节。如果问题出现而没有及时发现, 问题食品被消费者食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将增加召回问题食品的难度。如果问题食品处于批发或零售环节, 食品召回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因此,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发现时间的延长, 食品召回的效果将呈现下降趋势。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现时间和调查时间是紧密联系的。如果问题发现时间较短, 那么问题食品分销的深度和广度较低, 因而调查问题所花费的时间较短。在这种情况下, 发现时间对食品召回效果起主导作用, 缩短召回启动时间将有助于提高召回率。如果食品安全问题发现时间较长, 问题将变得复杂, 调查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将会延长。在这种情况下, 调查时间对食品召回效果起主导作用, 适当延长启动时间保证充分调查问题, 将有助于提高召回率。尽管问题的发现时间和调查时间对召回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但由于无法单独获得发现时间和调查时间的数据, 本文将两者合并为食品召回启动时间。

为此, 本文假设:当食品安全问题发生以后, 食品召回率与召回启动时间之间存在“U型”关系, 即在临界时间点之前, 缩短召回启动时间将提高召回率;在临界时间点之后, 延长召回启动时间将有助于提高召回率。

三、食品召回时间对召回率影响的模型构建

(一) 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产品特征 (加工品或者生鲜品, 禽类产品或其他产品) 、食品召回的原因、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 (食品召回分级、生产商规模、食品营销范围、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主体等) (见表1) 。本文假定加工食品的召回率较高;禽类产品的召回率不确定;风险级别较高的食品召回事件的召回率较高;大生产商的召回率较高;产品销售区域范围大的食品召回事件的召回率低;由政府部门发现问题并引致的食品召回其召回率较高;细菌污染导致的食品召回事件的召回率较高。

(二) 模型构建

由于部分食品召回事件的食品召回率为零, 因而存在数据截尾的情形。对此, 本文采用限制因变量模型 (Tobit) 进行研究。根据以上研究假设, 本文得到以下计量模型:

方程 (1) 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琢i为待估参数, 滋为随机变量并且μ~N (0, 滓2) 。为了检验召回率 (RR) 与召回启动时间 (IT) 之间的U型关系, 本文加入了召回启动时间的平方项 (IT2) 。如果估计结果显示琢1<0, 琢2>0而且两者都显著不为了0, 那么食品召回率与召回启动时间之间存在U型关系, 而且拐点出现在t=-MRR1/2MRR2 (MRR1和MRR2分别为IT和IT2的边际效应) 。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监管局 (FSIS) 官方网站。2003-2015年间美国共出现959个畜禽食品召回事件, 其中716个召回事件具有本文分析所需的完整信息。表1显示了2003-2015年间美国畜禽食品召回基本情况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2003-2015年间美国畜禽食品的平均召回率为38%, 食品召回的平均启动时间为97天。召回食品以加工品为主, 62%的食品召回事件涉及加工品。细菌污染和标签问题是导致食品召回的重要原因, 其中37%的食品召回事件由细菌污染引发, 而43%的食品召回事件由贴错标签导致。68%的食品召回事件为一级;23%为二级;9%为三级。16%的食品召回事件来自大生产商, 而32%来自特小生产商。从召回事件涉及产品的销售区域来看, 19%分销到全国, 36%仅在一个州内销售, 45%在多个州销售。大多数食品召回事件涉及的问题由政府监管部门发现 (占58%) , 而其他食品召回事件涉及的问题由食品供应链中的相关主体发现 (占42%) 。

由食品召回启动时间与召回率之间的关系的拟合趋势线显示, 食品召回率与启动时间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 即随着食品召回启动时间的延长, 食品召回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动趋势 (如图2) 。

四、食品召回时间对召回率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卡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在1%显著水平下, 食品召回启动时间 (IT) 及其平方项 (IT2) 对召回率均有显著影响, 而且IT的估计系数小于0, 而IT2的估计系数大于0, 因而食品召回率与启动时间之间存在U型关系, 该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得到食品召回率在451天出现拐点。该估计结果表明, 如果企业启动食品召回的时间在451天之前, 那么缩短食品召回启动时间有利于提高食品召回率;反之, 延长食品召回启动时间有利于提高食品召回率。但是, 在本文考察的716个召回事件中, 仅有20个召回事件 (占3%) 的启动时间超过451天。因此, 对于97%的召回事件而言, 缩短食品召回启动时间是合理选择, 因为这样有助于提高食品召回率。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出,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主体对召回率有显著影响。如果食品安全问题由政府部门发现, 那么这些食品召回事件的召回率相对较低, 这与本文的假设不同。相对于食品生产企业、原料供应商、产品分销商以及消费者等直接接触食品的市场主体, 政府部门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因而导致问题食品无法及时召回。从召回率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 2003-2015年间美国畜禽食品召回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畜禽食品召回率从2004年最高的63.76%下降到2015年的6.74%。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了食品召回的启动时间对食品召回率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结论是:食品召回启动时间对食品召回率具有显著影响, 而且食品召回率与食品召回启动时间之间存在U型关系, 但对于97%的食品召回事件而言, 缩短启动食品召回时间有助于提高食品召回率。本文就我国食品企业如何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并迅速启动召回程序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鼓励食品企业引入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技术和措施。目前, 从国内外实践来看, 在食品生产和管理中引入食品可追溯体系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FTS) 和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质量管理体系 (Hazard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 对加快食品安全问题诊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引入FTS或HACCP等先进管理技术企业, 政府应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 以激励它们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2.鼓励食品供应链中的相关主体及时报告食品安全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供应链中的相关主体 (包括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等) 比政府监管部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效率更高, 因而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食品供应链中相关主体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作用, 鼓励它们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后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一方面, 要建立畅通的食品安全问题反馈机制, 为相关主体报告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对及时报告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主体给予奖励或减轻处罚。

3.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召回指导性意见。我国公开披露的食品召回案例很少, 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没有及时启动召回程序, 这与政府和企业担心食品召回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有关。尽管2015年我国颁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但是规定条款仍然粗略。比如, 食品召回的启动程序不明确, 食品召回效果的监测和评估不具体等。因此, 本文建议按照产品类别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召回指导性意见, 详细阐释食品召回的决定程序、召回信息发布形式和范围、召回效果的考核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