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 随着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率先兴起, 西方其他国家乃至国际史学界, 从事环境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 环境史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至20世纪末, 在西方, 环境史已经颇成气候, 成为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之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1。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以包茂宏、梅雪芹、侯文蕙、高国荣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今天在中国史学界, 环境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了解, 环境史研究甚至被列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3。国内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科学技术史、哲学文化史以及民族史等领域学者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环境史研究, 将自然引入历史研究, 探讨人与自然的互动4。

近日,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王福昌教授的新作《明清以来闽粤赣边的农业变迁与山区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以下简称《山区环境》)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福昌教授长期致力于闽粤赣边山区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研究, 《山区环境》一书正是作者多年研究积累和沉淀的结晶。本书充分借鉴环境史的理论方法, 从历史的整体出发, 把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 选择闽粤赣边山区为区域, 探讨了明中叶至20世纪中叶以来闽粤赣边山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内容梗概

《山区环境》一书分为序言、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和后记六大部分, 共计五十多万字。其中正文部分分为九章, 系统探讨了闽粤赣边山区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 主要论述了明中叶以前闽粤赣边山区的自然生态体系以及人文景观, 并将闽粤赣边山区放到中国历史上中心区变迁的大势中, 通过与徽州等类似地区比较, 考察了明中叶以前闽粤赣边山区的地域特征 (该书第49页) 。作者指出, 闽粤赣边山区呈现出“东南边区”型的地域特征, 一是生态环境保持着较浓厚的原始色彩, 具备一定发展潜力和生态承载力;二是社会经济总体面貌尚显落后, 但已经出现加速发展趋势, 显示出区域发展的活力;三是远离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 但近海, 成为东南地区比较接近西方文化的三边区域。

第二章到第八章, 为本书的核心内容, 主要从官府治理、山乡移民、商品经济、租佃制度、乡村宗族、环境变迁和生态保护七个方面分七章讨论了闽粤赣边山区农业变迁背后的生态之链, 探寻山区自然环境变迁背后的农耕之链。其中第二章分两节分别讨论明清、民国两个时期国家权力与闽粤赣边山区农业开发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章主要从人地关系的视角, 将明清民国时期闽粤赣边山区发展分为“山旷民稀”背景下的内向型移民和“土满人稠”背景下的向外型移民两个发展阶段, 讨论闽粤赣边山区的移民运动发展历史及“客家”作为一个族群概念的形成。第四章分四节, 主要讨论闽粤赣山区的农业结构与山区富源的关系, 论述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以粮食生产为主、山林经营为次, 兼重牧副渔的山乡型农业结构和一套特色的山乡型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过程。第五章阐述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商品经济和租佃制度发展背后的自然生态动因, 探讨自然环境与山区商品经济、租佃关系的互动变迁关系。第六章从自然生态系统的视角, 讨论明清以来闽粤赣边的山区环境、农业开发与乡村宗族之间复杂的互动变迁关系。第七章主要探讨山区自然环境对农耕活动的限制和闽粤赣山民农耕活动对山区环境不良性状的改良。第八章阐述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民众的生态知识的形成和自然生态保护行为的发展。

第九章为县域个案研究, 以赣南寻乌县为例探讨明代万历年间寻乌建县以来山区的农业变迁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二) 特色与贡献

《山区环境》一书充分运用农学、生态学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 把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 探析闽粤赣边山区农业与生态诸要素之间复杂的关系, 其主要特色与贡献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借鉴环境史的理论方法研究山区史, 提出“自然社会复合网络”理论模式。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山区占国土总面积的70%左右, 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9%。最早关注山区史的研究为傅衣凌先生, 他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相继发表多篇讨论明清山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的论文, 为推动山区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萧正洪、张建民、曹树基等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深化了明清山区史的研究, 这些学者或从土地资源开发考察农业经济发展, 或从林木、矿产资源开发考察手工业发展, 或从流移人口集聚、农民起义入手探讨山区社会动荡与社会变迁、社会控制, 或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角度考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山区环境》作为山区史研究的新著, 从环境史视角切入, 借鉴西方环境史理论, 把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 选择闽粤赣边山区为区域, 着力探讨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在绪论中指出, 试图把过去学界长期以来相互剥离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重新融入同一自然社会复合网络之中, 着力追寻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该书第20页) 。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农业与山区环境, 正是在这个整体的“自然社会复合网络”内不停而又有节奏地互动、变迁和新陈代谢的。

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充分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具有较明显的农史研究特色。农史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 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农业科学与历史学相互结合的方法, 探讨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动力、影响及规律1。目前, 我国农史研究现已成为独立的学科厕身于当代的科学之林, 并且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研究实践2。作者王福昌先生长期致力于农史的教学与研究, 广泛涉猎农学、植物学、动物学、作物栽培学、生态学、农业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从古农书和当代农史研究的论著中汲取营养 (该书序言) 。《山区环境》中的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等内容, 充分体现了作者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分析山区动植物栽培利用历史的努力。《山区环境》以明清以来闽粤赣山区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史为主题, 主要围绕山乡移民运动、农业结构、农业商品化、租佃制度以及生态保护等内容展开讨论, 这些都是农史研究所一直关注的重要内容。

第三, 在资料的运用上, 深入挖掘地方志、族谱、文集以及地方档案、民国调查报告等多种文献, 用活了许多文献当中看似“毫无价值”的史料。《山区环境》一书中利用了闽粤赣边山区涉及明清以来的上百种地方志, 为作者深入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地方志, 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 举凡一地的建置、沿革、疆域、山川, 津梁, 关隘、名胜、资源、物产、气候, 天文、灾异、人物、艺文、文化, 教育、民族、风俗等情况, 都为其所包容3。其中, 地方志中有关物产的记载是农史研究重要的一手资料, 无论是研究植物还是动物, 都离不开对方志中物产资料的充分挖掘4。作者在《山区环境》一书中用活了地方志中物产史料, 深入分析明清时期闽粤赣山乡型的农业结构和农业技术体系。在书中第四章作者讨论山区富源与山乡型农业结构及其技术的行程, 对闽粤赣边山区的土地类型与谷类作物种植、山林资源与林果的采摘、山区野生植物的利用与布蔬花药的栽培、家畜的饲养和狩猎业的兴盛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者在这一章的讨论充分展现了明清闽粤赣边山区经济的特色, 而这正有赖于作者充分挖掘和利用明清时期地方志中的物产资料。不仅仅是地方志资料, 本书中还充分利用一些族谱、地方档案以及民国调查报告, 为本书研究结论的得出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三) 不足之处

《山区环境》一书在把握国内外环境史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了山区史的研究, 从“自然社会复合网络”视野考察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的农业与环境的互动, 但本书在内容结构的安排、研究观点的论证等方面仍然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

第一, 整体上缺乏闽粤赣边山区农业变迁的“历史感”。纵览全书, 作者在内容上以官府治理、山乡移民、商品经济、租佃制度等七个专题为主线, 每个专题再分别从明中叶到民国的发展历史脉络进行讨论。尽管作者在绪论中也指出, 本书是一个较长时段的研究, 即要展示闽粤赣山区从明中叶至20世纪中叶约四百年的发展变迁历史。作者也提出, 闽粤赣山区发展历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为第一阶段, 鸦片战争前后至20世纪中叶为第二阶段 (该书第6页) 。但从全书章节内容上很难看出明清以来闽粤赣山区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 而且每个专题的讨论也没有完全按照这两个阶段来分析, 而是根据具体内容来选择如何展开讨论。实际上, 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近400年的农业历史变迁,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 应该有若干个重大历史发展节点, 比如明初、明中叶以及清代中叶以及民国时期等。明清以来闽粤赣边山区农业变迁是如何在这些重大历史节点展开的, 这似乎是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二, 未能深入分析以明中叶为闽粤赣边山区历史发展重要起点的缘由。尽管本书冠以“明清以来”名称, 但作者讨论的重点是从明中叶开始。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指出:“本研究的时段, 大致上, 定在明中叶到20世纪中叶, 即16世纪至于1949年前后。”明中叶成为作者分析该区域的历史起点, 本区域历史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作者似乎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 仅仅在第一章阐述了明中叶以前该区域的山区生态与社会发展概貌, 并没有专门安排章节来深入讨论明中叶对该区域发展产生的影响。在第二至第八章的核心内容上, 大部分都是从明中叶开始分析。实际上, 16世纪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重要转型时期, 粤闽交界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 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 乡村聚落出现了明显的军事化趋势, 以宗教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1。16世纪作为该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应该在内容上安排专门篇章来讨论明中叶闽粤赣山区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对整个山区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第三, 始终没有跳出闽粤赣边山区研究农业变迁。尽管作者从整体史的视角来解剖闽粤赣边山区, 认为该区域远离政治中心而近海, 远离王朝的主流文化, 但浸染海洋文化, 提出闽粤赣边山区是一个包括生态、社会诸因素且与外部世界有广泛联系的生态社会系统观点 (该书第453-454页) 。但作者在全书当中并没有深入讨论闽粤赣边山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基本上停留在闽粤赣边山区内部讨论, 始终没有跳出该区域来讨论山区农业历史变迁。实际上, 闽粤赣边山区的农业变迁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形成的, 而是与东南沿海其他区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颜广文的研究指出, 早在元代闽粤赣交界山区处就开辟了新的驿道, 不但使中央政法加强地方的控制, 也带来了当地巨大的经济效益, 沿线驿站同时迅速兴起了许多重要的城镇2。这不仅仅大大开拓了陆路交通的便利, 也透过各地发达的水系网, 沿海与内陆区域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黄挺、杜经国的研究认为, 明中叶后,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还透过韩江流域逐渐形成, 韩江上游的石上埠、平围墟, 下游的庵埠、澄城、樟林、汕头, 都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货物转运要地3。通过韩江流域, 闽粤赣边山区与欧美其他国家历史发展建立起联系, 成为世界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山区环境》一书尚存在以上几点不足之处, 但总体而言, 该书不失为新时代农史学者研究环境史的一部力作。作者在大历史和整体史的视野下, 选择闽粤赣边山区作为研究区域, 始终以“自然社会复合网络”理论贯穿其中, 着力追寻农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回应近年来环境史和区域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些大的前沿问题。本书为我们从整体史、大历史视野下开展农业与环境互动并且研究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在研究中充分运用了农学、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方法, 为我们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研究环境史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书中所总结的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和智慧, 对当今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物产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