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利用4省388份稻农入户调查数据，从地块层面的微观视角探讨了稻农采用直播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方式主要有直播、抛秧和插秧，因减少了育秧、插秧等环节，省工节本的直播稻的经济效益显著高于其他栽植方式。务农人数少、劳均耕地面积大的家庭农业劳动强度大，倾向于种植直播稻；中稻生长光温均衡，不易受春寒和秋旱气候影响，种植直播稻的可能性大；若当地请工或请机械不易，没有雇佣劳动力或机械替代自家工，倾向于种植直播稻。此外，各地区水稻生产气候适应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不同，稻农栽植方式的选择存在差异。基于此，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农业政策，细化水稻补贴政策标准；建立多样化和多方面适应的育种技术体系；完善直播稻各环节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

 [关键词]直播稻；稻作方式；长江中下游地区

 一、问题的提出

 水稻在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历来占主导地位，其稳产增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水稻经历了漫撒播—直播旱稻—育苗移栽的漫长发展过程，宋元时期后水稻育苗移栽成为主流。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水稻育苗从最初的人工手插秧，逐渐发展出机械插秧、抛秧等轻简栽培方式。然而，受分散生产和经济条件双重约束，中国机插秧从1980年代以来虽有所发展但面积有限，至2014年中国水稻机插面积为1.7亿亩[1]，仅占当年稻谷播种面积的3.68%；同样，抛秧技术在中国发展也相对缓慢，育秧移栽在全国水稻栽培仍占绝大比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稻生产目标由单纯追求产量向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方向转变。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且转移规模日趋扩大，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程度和身体素质相对较低，从而既限制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又无法满足插秧环节用工量多、时间紧的现实需求，直播稻栽培在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区受到越来越多稻农的欢迎和采纳。另一方面，移栽稻需要专门的秧田进行育秧，既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又增加了育秧和移栽成本，使部分农户意识到，通过直播能降低育秧和机插成本，较大限度地利用细碎化的耕地。同时，随着秧苗病虫害加重及种粮效益下降，水稻栽植方式发生分化，省工简培、节本的水稻直播越来越受到青睐，直播稻技术不推自广.^[1-3]。从直播稻生长特性看，节水优势、较短的生长周期能够有效错开水稻种植和收获时间，避免水资源浪费及农业劳动的过度集中或闲散，实现资源更有效地配置。此外，相比传统育秧移栽方式，直播稻产量并未显著下降，由此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部分县市的直播水稻面积连年翻番^[4]。因此，在面临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生产约束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为简化栽培技术，逐渐增加直播稻播种面积。统计数据表明，到2009年，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常德、益阳两市直播稻面积已占双季早稻面积的90%以上，占双季晚稻面积70%以上，占中稻与一季晚稻面积的95%以上^[5]。江苏省的直播面积从2001年的5.93万hm²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69万公顷^[6-7]。截至2012年，中国直播稻的种植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28%，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广东、云南、湖北和新疆等省区^[8]。

 由此可见，直播稻在中国稻作地区增加趋势明显。为此，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比分析了不同插秧方式下水稻的经济效益。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当前对高产直播稻育种研发和投入不足，现有直播稻品种仍主要从移栽稻系统中选育得到而导致直播适应性不强；同时直播稻对不利条件的反应敏感，在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直播稻水氮管理体系情况下，直播稻产量低于抛秧或插秧^[9-11]。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免耕直播、机械直播或其他直播方式，直播稻并不必然导致产量减少或经济效益的下降^[12-15]。相对于移栽、抛秧等栽植方式，直播稻减少了育秧环节和种子投入；同时，由于根系多、分布浅，利于肥料快速全面吸收，降低化肥用量，从而降低劳动强度、节约水源和成本，经济效益较高。

 综合现有文献不难发现，直播稻在中国尤其是南方水稻主产区推广速度快，但因尚未形成规范化的直播栽培管理技术体系，农民直播水稻缺乏技术指导、仅凭直观经验或简单模仿也带来诸多问题。为此，本文将从最微观的地块层面入手，在分析中国直播稻采用率及各省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分析样本地区不同栽植方式及采用情况，对比分析不同插秧方式的经济效益，采用Logistic模型，探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稻农栽培方式采纳的影响因素。

 二、中国直播稻发展现状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的15个省的水稻直播数据表明，2015年，安徽、湖北、江西和江苏四省直播稻播种面积较高，均超过40万公顷。15省的水稻直播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10.02%，其中浙江、安徽两省直播稻的采用率较高，分别为33.29%和25.26%；而同处于洞庭湖平原的湖南和湖北两省，直播稻的采用则差异较大，位于平原北部的湖北省采用率高达22.32%，而湖南省尽管水稻播种面积最大，但直播稻面积占比仅为0.91%。在所有省份中，除云南省缺乏直播稻播种面积数据无法统计外，重庆市直播稻面积仅为0.03万公顷，占稻作播种面积的0.04% 。

表1 2015年中国南方部分省（市）水稻直播概况单位：公顷，%

资料来源：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不完全统计，《中国统计年鉴（2016）》

 进一步分析15个省（市）2011年以来直播稻发展趋势发现，上海、浙江、安徽三省（市）的直播稻面积占比始终保持在20%以上（见图1），上海近年来的直播稻面积占比最大，基本都在70%以上；但直播稻面积最大的是安徽省，2015年安徽省直播稻面积为56.47万公顷，较2011年增加9.8万公顷；而四川、重庆、贵州和福建四省近年来的直播稻发展缓慢，面积不足0.5万公顷，直播稻播种面积占比不超过0.5%。从水稻种植面积来看，湖北、江西、江苏等省份是南方水稻种植大省，播种面积超过190万公顷，其中湖南省更是达400万公顷以上。江苏、江西和四川省的水稻种植面积略有增加，而浙江、福建和广西则是逐年减少；江西、广东和海南的直播稻面积占比逐年增加，云南省的直播稻面积占比逐年减少；江苏省是唯一水稻播种面积逐年增加而直播稻面积逐年减少的省，江西省则是唯一的水稻种植面积和直播稻面积均增加的省份。总体来看，相较于2011年，2015年南方15省（市）的水稻直播面积增加，占比上升。南方地区水稻直播应用面积增速超过水稻播种面积增速表明近几年来直播稻在中国南方稻区的发展较快。

图1 2011-2015年中国南方部分省（市）直播稻发展趋势 单位：%

  资料来源：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不完全统计，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基于稻农插秧用工方式的实际情况，本次调研问卷设计将农户水稻栽植方式分为直播、抛秧、插秧（人工插秧/机插）三种方式。

 在设计模型时，将农户水稻插秧行为设置为因变量，其中稻农水稻直播定义为1，抛秧定义为2，插秧定义为3。本文使用Multinomial Logistic（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稻农插秧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假定农户在作物地块i可选择方案为j，根据效用最大化理论，当且仅当方案j带来的效用高于所有其他方案，农户在作物地块才会选择方案j，其概率表达式如下：

 将公式（1）代入Logistic分布式推导后的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对象K为参照方案，k，j=1,2,3,分别表示直播、抛秧、插秧，P_ik、P_ij分别表示作物地块选择水稻种植模式的概率；X_i是可能影响农户水稻插秧方式选择的相关变量，表示农户作物地块各解释变量对插秧方式选择的影响符号、大小；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地区直播稻采用情况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微观数据均来自农户调查和村庄访谈。为获取稻农耕地情况和种植模式、生产投入等相关数据和信息，课题组于2015年7月至10月对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进行调查，每个省选取1~2个县（市），每个县（市）选取1~2个村。样本选取方法上，结合当地稻作习惯和地理水文特征，湖北分别选取监利县汪桥镇闸上村和黄歇口镇高黄村、公安县孟家溪镇国庆村和黄堤村，湖南省分别选取南县三仙湖镇飞跃村和石坝村、醴陵市白兔潭镇泉源村和湖下村，江西省新建县乌石村和万福村，安徽省桐城市范岗镇晓棚村和联合村，共计4省6县12村；其中泉源村、乌石村、联合村是典型的丘陵地区，其它村庄的地势较为平坦。本次调查通过入户问卷访谈方式，主要对农户2014年和2015年水稻种植情况进行调查，每个村选取约30户的农户进行访谈，共获得农户问卷388份。

 在388户农户中，有212户农户采用了直播稻，占样本总数的54.64%，其中湖北、湖南直播稻采用率较高，分别有82.95%和52.55%的受访农户采用了直播稻，而安徽和江西省农户直播稻采用率则相对较低，为37.70%和14.75%。受地块质量和劳动力等因素的影响，同一农户对不同地块会采用不同的插秧方式，如在地块1采用直播，而在地块2上采用插秧，为此，本文统计了2723块水田在不同栽培时期和作物类型的直播稻采用率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样本地区直播稻采用率单位：%

总体而言，样本地区有963块水田采用直播，占地块总数的35.37%，其中湖南直播稻采用率最高，为53.32%，而江西直播稻采用率仅为14.46%。从栽培时期看，早稻的直播采用率最高，达47.26%，其次是中稻和晚稻；分省看，湖北省早稻、晚稻直播采用率最高，湖南省则主要是中稻采用直播，江西省早稻和中稻采用直播的较少，而安徽省则仅有6.25%的晚稻地块采用直播。从杂交稻和常规稻看，在2723块水田中，杂交稻地块数占比为77.60%。其中411块杂交稻地块采用直播，占杂交稻地块总数的19.45%，552块常规稻地块采用直播，占常规稻地块总数的90.49%；分省看，湖北省杂交稻和常规稻的直播采用率均最高，而江西省杂交稻和常规稻的直播采用率均最低。

 （三）不同栽植方式经济效益对比分析

 表3为样本农户2014年直播、抛秧和插秧三种不同栽植方式下水稻的经济效益，不同栽植方式的产出、成本构成和利润差别较大。从水稻单产看，插秧>抛秧>直播，直播与抛秧的相差不大，采用插秧方式的每公顷总收入也最高。从投入看，采用插秧总成本最高，为19319.20元/公顷，成本高的原因在于水稻插秧用工量大、劳动力投入高。直播稻的总成本为15424.19元/公顷，其中物质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达38.40%，进一步分析其物质投入构成发现，直播稻的用种量和肥料投入高于其他栽植方式，而随着除草剂性能的提升，直播稻农药除草剂的投入与其他栽培方式基本持平。抛秧的总成本为16487.34元/公顷，其中物质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均较高，这是因为，尽管抛秧相对于插秧更为省工，但在耕种、收割等环节仍需较多劳动投入。雇佣机械服务方面，直播稻杂乱无序且易倒伏，收割服务收费最高，采用插秧的雇用机械服务费用最低。总体而言，从纯利润看，直播稻利润最高，为4493.30元/公顷，抛秧和插秧次之；直播、抛秧和插秧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29.13%、21.12%和16.21%。

表3 2014年不同栽植方式经济效益比较单位：元/公顷

注：早、中、晚稻谷价格根据各村农户稻谷实际平均售价计算。劳动投入包括自家工和雇佣工，亩均劳动折算成本按一个工作日8小时，工资水平按当地实际农业请工平均工资计算。

 四、稻农稻作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说明

 影响稻农栽植方式采用的因素是多重的，对农户访谈发现，稻农在不同区域及作物类型中栽植方式的选择存在差异。一是从不同区域看，除湖南泉源村外，其他各村均有采用水稻直播，但各村采用直播稻的原因不同。湖南飞跃村、石坝村地形平坦、灌溉条件好，适合于直播稻对地形地貌的要求；同样，湖北各村直播稻采用比例高。而江西乌石村尽管地处丘陵山区，但因地形较为细碎、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劳动力外出占比大，也采用更为省工的直播栽植方式。安徽联合村和晓鹏村、湖南醴陵等地直播稻占比较低，原因是其地形起伏大、所采用的稻作品种不宜直播及当地直播技术推广不成熟，使其直播稻占比仅为30%左右，更倾向于采用人工插秧和抛秧。二是从不同作物类型看，早、中稻直播采用比例较大，其中湖南飞跃村和石坝村中稻全部为直播稻。农户认为，直播稻对土壤水温条件及气候要求高，早稻采用直播易受寒潮天气影响，较低的水温条件不利于直播稻的生长发育，但直播稻生长期短，其直播时期可晚于早稻育秧时期；而晚稻在生长环节易受三伏天干旱天气影响导致灌溉水源不足；且收割时期受露水、蚊虫影响易出现倒伏，因此即便早稻和晚稻也有农户选择直播栽培，但采用率相对较低。

 因此，本文将稻农在该地块的栽植方式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样本地区稻农水稻栽植方式主要有直播、抛秧、人工插秧和机插四种方式，但机插方式总体采用较少，因而将人工插秧和机插方式合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家庭劳动力特征、作物类型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分析稻农栽植方式采用的影响因素，各变量定义及说明如表4所示。

 （1）家庭劳动力特征。反映农户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家庭可用劳动的数量、对劳动力的分配及承担耕地的强度等会影响稻农是否采用水稻直播。劳动力特征主要从可用劳动力人数、务农劳动力占比及劳均地块比反映。样本地区户均总人数为4.85人，其中劳动力人数为3.51人，然而在中国农村仍有较多的非劳动力但仍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或水稻种植，为此将家庭务农人数占比变量也纳入进来。劳均地块比为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均实际耕种面积，劳均地块比越大，单个劳动力需要从事种稻劳动强度高。

 （2）作物类型变量。作物类型是以遗传物质为决定因素的，较少能够通过后天环境来改善，因而决定了不同作物的适应性、抗逆性、高产性等差异较大。作物类型特征主要从栽培时期和是否杂交稻来反映。水稻因栽培时期不同一般分为早稻、中稻和晚稻；杂交稻是按照特定育种目标进行人工育种的稻种，其后代分离一般不留种使用。中稻（一季稻）更有可能应用直播的插秧方式，早晚稻因易受低温影响，采用育秧移栽的可能性更大。

 （3）外部条件。主要探究稻农从外部市场获取劳动力或雇佣服务的能力，本研究用“请工是否容易”和“请机器是否容易”当来反映。是否容易请工会影响农户的可用人工数量和用工成本，不易请工的当地农户可能会采用轻简化的种植模式或采用机械代替人工。当地是否容易请机械反映农户种植采用机械的情况，请机械容易的地方在耕整和收割环节需要的人工少。使用杂交稻作为稻种的农户倾向于育秧移栽。当地容易请工、容易请机械，农户更可能采用育秧移栽。

 （4）县域特征。考虑到不同地区气候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对稻农插秧方式选择的影响，调查选择的是同一县域地理位置相近的村，其水稻生产气候适应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相似，引入县域作为控制变量。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计算劳均地块比时，家庭劳动力中将老人计为半个劳动力。

 （二）回归结果

 在回归分析之前，分析了解释变量的共线性问题。对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检测表明，所有解释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31且均小于2，模型在可接受的范围。在控制县域变量后，分析农户插秧方式采用的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1.劳动力特征中，务农人数占比在直播/抛秧模型中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务农人数少，稻农投入到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或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非农生产中，稻农越倾向于选择省工、劳动强度较少的直播方式。劳均地块比在直播/插秧模型中系数为正且显著，劳均地块比大的家庭，表明单个劳动力所需承受的水稻播种面积大，若采用插秧，劳动强度更高，为节约时间，在没有请工或雇用服务的情况下，稻农倾向于选择直播。

 2.作物类型变量中，中稻对直播/抛秧模型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相对于早稻，中稻倾向于直播而不是抛秧，因为早稻一般于立春前后播种，而中稻一般在立夏前后播种，受低温影响的可能性较早晚稻小，早稻若采用直播较易受低温天气影响。晚稻对直播/插秧模型的影响为负且在1%显著，即相对于早稻，晚稻倾向于插秧而非直播，可能原因是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双抢”环节对劳动力需求的压力减小，同时晚稻更容易受到寒露风的影响。杂交稻对直播/抛秧模型和直播/插秧模型的影响均为负且显著，稻种为杂交稻时，农户更倾向于采用抛秧或插秧方式，使用常规稻时则更倾向于采用直播，可能主要原因是直播用种量大，杂交稻价格较高，而常规稻可以留种，种子成本相对较低。

表5 稻农插秧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注：***表示p＜1%、**表示p＜5%、*表示p＜10%

 3.外部条件变量中，请工容易及请机械容易对直播/插秧模型的影响显著且为负，即如果容易请工或请机械，表明当地农业劳动力市场发育成熟、社会化服务较为便捷，稻农可以通过请农业工人进行插秧，而插秧长势较直播整齐，便于机械收割。

4.县域特征中，相对于新建县，在直播/抛秧模型中，湖南南县、湖北公安县和监利县、安徽桐城市的稻农更倾向于选择抛秧而非直播，可能原因是新建县的两个村位于丘陵地区，移栽季节降雨量大且地块不平整，不适用于抛秧。在直播/插秧模型中，相对于插秧，公安县和监利县、湖南醴陵市及安徽桐城市倾向于直播，主要由于以上县市一方面春季气温较新建县村更为温和，有较久的直播稻传统，另一方面，地势较为平坦且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多，劳动力外出务工占比较大，采用更为省工的直播方式。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南方稻作区4省12村稻农入户调查数据，从地块层面的微观视角探讨了稻农插秧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1.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及直播技术的发展，省工节本的直播稻栽培在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区受到越来越多稻农的欢迎和采纳。中国南方14省（市）的水稻直播面积增加。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水稻种植业发展迅速，水稻直播面积增速超过水稻播种面积增速，表明近几年来直播稻在中国南方稻区的发展较快。

 2.直播稻的经济效益是较高的。相对于抛秧和插秧方式，直播稻尽管产量较低，但因减少生产环节及随着除草和农药病虫害防控技术的发展，直播稻经济效益高于抛秧和插秧，样本数据表明，直播稻净利润较抛秧和插秧分别高出29.05%和43.45%。

 3.影响农户采用直播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务农人数少、劳均耕地面积大的家庭农业劳动强度更高，为节约时间，在没有请工或雇用服务的情况下，稻农倾向于选择直播；中稻生长光温均衡，不易受春寒和秋旱气候影响，稻农倾向于种植直播稻；若当地请工或请机械较为容易，稻农可用人工或机械替代自家工，倾向于采用抛秧或插秧。此外，各地区水稻生产气候适应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不同，稻农插秧方式的选择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农业政策，加大政策惠农力度，针对不同经营主体、不同种植模式和不同经济效果细化补贴政策标准。另一方面，随着更多地区和农户采纳推广直播稻，加强和建立起直播稻育种技术体系，提升育种的多样化和多方面适应性；以及完善直播稻各环节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推动农户直播技术的吸收，减少直播稻带来的易倒伏、杂草多、用种量大、抗逆性差等负面效应，成为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