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生产力作为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对“双碳”目标实现起到了直接的支撑作用。当前，我国在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临技术创新滞后、高碳产业转型困难、绿色金融支持不足、政策执行不力等多重挑战。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乔岳教授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进一步提升绿色生产力，应持续加强绿色技术研发，推动高碳行业有序转型升级，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碳市场机制，强化政策执行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实现经济的绿色高质量转型。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国提出了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形成绿色低碳产业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还需要市场机制的完善、政策执行的强化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发展绿色生产力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
“双碳”目标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战略，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进行系统性调整，推动能源从化石燃料为主向清洁能源过渡，促使传统高碳产业向低碳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在这一背景下，提升绿色生产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路径。
绿色生产力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也是新兴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发展绿色生产力是指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通过绿色技术、清洁能源、低碳生产模式和资源高效利用，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绿色生产力是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动力，对“双碳”目标实现起到了直接的支撑作用。首先，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我国能源结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绿色生产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通过减少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占比，增加绿色产业的比重，有效助力了“双碳”目标的实现。此外，绿色生产力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在企业层面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经济和环保的双重激励。
“双碳”目标的提出，形成了政策倒逼机制，促使各类企业加速绿色转型，促进了技术创新与低碳产业发展，从而成为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首先，通过制定严格的碳排放标准，迫使高排放行业和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的投资力度，推动传统行业的绿色升级。其次，通过碳市场、碳税、碳交易等市场化手段，推动了企业自发减排的积极性。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不仅为企业提供了碳排放权的定价和交易平台，也为绿色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政策激励。企业通过减少碳排放，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收益，增强了其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第三，通过加强环境监管，提升了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责任感。政府通过加强环境监管、环保执法力度，确保各类企业能够按照“双碳”目标的要求实施节能减排措施，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共识。
发展绿色生产力的卡点堵点
技术创新转化面临瓶颈
绿色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近年来，我国绿色技术研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6年至2023年，我国绿色低碳专利申请公开量保持年均10%的增速，累计超过57.3万件。但是，对于一些核心绿色技术的转化与应用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和瓶颈。例如，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技术成熟度不足且成本较为高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截至2023年6月，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13亿千瓦，已超过煤电，但储能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新能源发电增长的需求尚不匹配，导致清洁能源的间歇性问题目前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阻碍了新能源的大规模并网应用。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转化率相对较低，许多创新技术虽然在实验室或小规模实验中取得了突破，但由于市场需求、产业链配套、技术标准等方面存在短板，难以快速实现商业化应用。例如，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能和销售量连续8年居全球首位，但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技术却不够成熟，产生了一些新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技术转化率低不仅制约了绿色生产力的提升，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在创新投入上的动力不足。
绿色技术创新转化率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目前我国对于技术转化的投入仍显不足。一方面，一些由政府主导的科技资金存在重研发、轻转化的情况，尤其对低碳技术领域的商业化支持不足。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低碳技术创新上的资金来源过度依赖政府补贴，自主研发动力和资金储备有限。此外，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过程中普遍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导致绿色技术转化和商业应用的进度滞后。
产业结构调整面临阻力
发展绿色生产力，高碳产业的绿色转型是难点之一。在传统增长模式下，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密集型产业存在较高关联度。钢铁、煤炭、水泥、化工等排放强度较高的传统产业，长期以来在稳就业、促增收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地方层面因既有发展惯性与转型成本等因素，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现实考量；另一方面，企业在实施低碳改造过程中，需持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工艺革新、能效提升和能源体系优化，而短期内可能面临成本上升与收益滞后的双重压力，这对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形成阶段性挑战。
我国地域辽阔，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显著，这为绿色生产力的整体提升带来了一定挑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转型，相对容易实现绿色生产力的提升。中西部地区仍以高碳产业为重要支撑，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比较高。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的梯度差异，使得不同区域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条件存在差别。例如，山西、内蒙古等能源大省，其经济与煤炭等产业深度关联，绿色转型需统筹产业结构优化与就业结构升级。相较之下，东南沿海地区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生产力提升的路径更为清晰，但也需依托跨区域能源调配机制保障发展的能源需求。
与绿色生产力紧密关联的新兴产业领域，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协同性不足与竞争格局待优化的现象。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近年来地方政府与企业积极布局这一赛道，推动资本加速集聚，局部区域出现供给能力超前建设与结构性过剩现象。伴随新能源汽车产能的快速提升，充电基础设施配套进度存在差距，电池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仍需健全，这对资源集约利用提出更高要求。同时，新兴绿色产业技术梯度差异较为明显，部分企业存在创新积累不足的情况，市场竞争中易出现同质化倾向。现行技术标准与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空间，也对产业绿色化进程形成阶段性制约。
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有待加强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与市场需求存在适配差距。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覆盖面有待拓展，部分中小微企业面临绿色融资渠道有限的情况，现有的绿色金融产品尚难以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此外，绿色金融市场的准入标准和评估机制仍在完善过程中，部分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识别能力尚需加强，资源配置效率存在优化空间。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启动以来，取得了初步进展，截至2023年底，市场累计成交量达到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但市场覆盖面与流动性仍有提升空间，市场定价机制尚未充分释放效能。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集中在能源、钢铁等高碳排行业，交通、建筑等潜在的高碳排行业尚未被纳入。一方面，一些企业仅将碳交易视为政策硬性要求，主动参与意愿有待增强。另一方面，由于碳交易市场的参与主体有限，市场价格稳定机制的作用空间尚未充分打开，企业缺乏碳排放权交易的主动性，这对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与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形成一定制约。
绿色金融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限制其绿色转型的速度。尽管国家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但中小企业在绿色技术应用升级中仍面临融资支持匹配度问题，一些中小企业仍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以推动绿色技术的应用和升级改造。与此同时，传统行业在绿色生产模式转型中面临市场需求培育期的挑战。部分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尚未完全激活，导致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难以实现稳定的收益预期，进而影响金融机构支持意愿。
政策执行与监管有待完善
近年来，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了多项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和加速节能减排的政策，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特别是在资源型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出于财政平衡与稳增长考量，在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上存在动态调整，地方在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目标时，阶段性侧重现象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部分地区环保政策的实施有时过度强调行政手段，忽视市场和企业的自主减排能力。在“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个别地区“一刀切”式的环保执法方式可能加剧地方经济发展和环保目标之间的矛盾。部分地方政府采取简单化的减排措施，如通过限产调控排放指标，对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预期管理提出新课题。
另一方面，在绿色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监管体系尚不完善。部分地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需持续加强，企业规避监管行为仍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环保监测手段相对落后，技术支持不足，导致排放数据不准确，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此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监管机制也有待完善，目前市场监管规则不统一，碳排放配额分配不合理，碳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较低，影响了市场的活跃度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公众认知存在不足
绿色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也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然而，在现实中，公众对绿色政策的参与度较低。首先，由于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有限，许多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碳排放以及个人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知，难以在消费和生活方式上主动进行绿色选择。其次，绿色产品的价格通常比传统产品高，尤其是在食品、家电、建材等领域，绿色产品的价格与大众消费预算还有待进一步适配。因此，尽管消费者可能了解绿色消费的必要性，但价格因素仍然是限制选择绿色产品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目前的政策激励机制更多地针对企业，对个人在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或购买绿色产品时，尚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例如，针对绿色消费的税收减免或补贴政策缺失，致使普通消费者在绿色产品消费上缺乏积极性。
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感有待强化。部分企业未能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企业的战略决策中，统筹短期经营压力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在环保理念薄弱的地区，一些企业延续着传统生产模式惯性，继续采用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对绿色转型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企业在面对市场竞争压力时更倾向于短期利润最大化，而非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部分企业对绿色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信心不足，对其经济回报周期的预判偏保守，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在绿色转型中的积极性，影响其转型决策。
更好实现“双碳”目标、进一步提升绿色生产力的建议
强化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持续提升绿色生产力，应进一步加大对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在储能技术、碳捕集与封存、氢能和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技术攻关，推动绿色技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还应加强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形成技术研发和市场应用的有机衔接。
技术创新只有通过产业化应用才能真正转化为绿色生产力。为此，应建立绿色技术转化平台，促进科研成果的市场化应用。通过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等政策手段，推动绿色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尤其是鼓励高耗能行业采用节能减排技术。建立健全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激励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投入和应用。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应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推动绿色技术的国际合作和输出。同时，引进国际先进的绿色技术和经验，推动其本土化应用。鼓励国内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开展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中的话语权 。
引导高碳行业有序转型升级
高碳行业的绿色转型是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应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低息贷款等方式，支持钢铁、水泥、化工等高碳行业的技术改造，帮助其引进节能环保设备，推动清洁生产和低碳生产技术的应用。同时，通过实施较为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碳排放配额，促使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升级，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逐步实现绿色转型。
为推动高碳行业的转型，可以筹划推行“绿色工厂”认证制度，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升级、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生产等方式达到绿色生产力标准。获得绿色认证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补贴奖励等政策激励，增强企业的绿色生产动力。“绿色工厂”认证制度，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的绿色改造，也能提升市场对绿色产品的认同度。
在推动高碳行业转型的同时，应促进高碳行业与新兴绿色产业的协同发展。例如，能源行业可以通过推动煤炭企业与新能源企业的合作，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通过产业链协同，推动高碳行业与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整体绿色生产力 。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生产力的重要资金来源。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设立绿色融资担保机制，降低企业融资风险，帮助中小企业在绿色转型中获得资金支持。同时，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和绿色项目评估体系，确保资金流向真正符合绿色标准的项目。
加快推动碳市场的完善和扩展，提高碳市场的覆盖范围，纳入更多的高碳排行业如交通运输、建筑业等，增强市场的流动性。通过健全碳排放交易规则，建立透明的碳定价机制，确保市场有效调控碳排放。还应加强对碳市场的监管，防止投机行为影响市场稳定。
在推动绿色生产力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广泛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于绿色产业和低碳项目，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绿色生产力提升的局面。通过财税政策、风险补偿机制等措施，降低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的风险，提升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的积极性。
随着全球绿色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应主动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接轨。通过参与全球绿色金融规则制定和市场合作，引入国际资本投资国内绿色产业，推动国内绿色项目的国际化发展。
加强政策执行与环保监管
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协调，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反馈机制，确保环保政策的有效落实。通过设立定期评估机制，监督各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确保环保政策的落地。同时，加强环保法规的执行力，推动绿色政策的系统性实施。
加大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确保对高排放行业和企业的监管落实到位。通过加强技术支持，提升对企业排放数据的动态监测能力，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同时，强化环保监管体系的数字化与智能化，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监测平台，提升环保执法的科技化水平。这样可以确保实时监控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做到精准化管理。此外，鼓励地方环保部门与科研机构合作，提升环保监管的专业能力，确保环保执法的专业性和公正性，避免企业通过隐瞒或造假的方式规避环保政策。
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政策应采取差异化策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制定环保与转型措施。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更快推进高端绿色产业的发展，严格控制高排放企业；而在欠发达地区，则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技术支持等方式，逐步引导高碳行业转型，避免“一刀切”式的减排政策影响地方经济发展。
提升全社会绿色转型意识
绿色生产力的提升首先需要消费者的广泛参与。通过持续性的媒体宣传、教育推广、社区活动等方式，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培养公众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低碳、环保产品的习惯。通过推行绿色产品认证标志，帮助消费者识别低碳、环保产品，促使绿色消费成为社会主流。同时，可以推出绿色生活激励政策，如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消费者提供税收减免、补贴等措施，激发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推动绿色发展成为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绿色生产力的提升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鼓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遵守绿色标准，推行节能减排措施，并将企业的绿色生产行为纳入社会责任考核体系。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共同推动，形成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良性机制。此外，还可以设立绿色发展奖项或激励措施，鼓励表现优秀的企业，推动更多企业加入绿色转型的行列。
来源：《国家治理》
